营地外激战正酣的时候，其他人正在努力让营地的士兵，尽快整队、出门。
在等待期间，为了防止大家过度兴奋或者紧张，造成意外发生，一些军官开始带着手下，大声唱起歌来。
唱歌是个很普遍的娱乐活动，在欧洲军队中，也早就出现了。不过，有意识地去编写歌曲，教士兵演唱，作为一种进行宣传或者提高士气的手段，尚且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在泰西明军中，这个办法，也是朱文奎和杰士卡之前去埃及，才跟着罗马人学来的。
最开始的时候，军队里这种文艺活动，还不是唱歌，而是说书。这种爱好，应该也是从市井传过来的。
大都文化繁荣，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一开始，只是一些爱好听书的士兵，会趁着放假去街上听人讲故事。后来，人越来越多，他们为了方便，干脆集资雇了几个说书人，轮流来军营旁摆摊，也省得次次都要花时间进出城了。
这些说书人，白天在城里工作，下午趁关闭大门前出城，在军营旁边的铺面，支起摊位。傍晚下班之后，轮休的军官和士兵，很多都会在那边聚集。
说书先生会一直讲到晚上，大家回营。然后在铺面住下，第二天一早回城里去。几个人如此轮班，所以基本上每天都有表演，很受欢迎。
李玄英把这件事告诉朱文奎和郭康等人，郭康对此出乎意料地高兴，说我国的文化，终于发展到这一步了。
他告诉大家，要教化百姓，不可能只靠学堂和教堂，正儿八经地给大家灌输各种理论。这样做的效率并不高。相反，很多时候，一个喜闻乐见的故事，能比一百次讲经和说教，都起到更好的作用。
故事里对英雄的歌颂，对坏人的贬低，就是对道德准则的宣传。而这些故事如果在很多地方都能传播开，那么就可以形成一种超越地域的共同道德。
郭康认为，在中原，自从神农以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替换，因此族群的构成还能和血脉有所联系。但在欧洲，光是大家知道的，就一轮接着一轮。在不断的迁徙和冲击后，剩下来的人，状况可想而知。
因此，在地中海世界，所谓族群，可以说纯粹就是个文化上的分类。如果一群人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尊崇同一群英雄，恪守相似的价值观，那么他们就是同一个族群。
在欧洲，很多人下意识认为，在区分你我、划分族群的过程中，宗教的因素非常重要。不同的教派，最终会产生不同的民族。
不过在郭康看来，这算不上“定理”，只能叫某种“现象”。而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欧洲人太没文化了。
在欧洲，提倡高尚道德、宣扬模范人物之类的工作，几乎只有教会在做。也就是说，离了宗教，大家连个道德准则都搞不出来。那宗教自然是区分族群的首要因素了……
实际上，即使有语言文字，乃至宗教的不同，也得看具体情况。就像瑞士人一样。即便有人说法语，有人说德语，未来甚至还有不同的教派。但只要大家一起打过哈布斯堡，当过佣兵，就可以有共同的认同——或许，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太过强大，以至于一起当过兵的共同记忆，直接超过了那些“文化因素”吧。
所以，这种大家都知道的故事、都追捧的英雄、都认同的道德标准，也就会成为一个共同民族的文化基石。而这，正是郭康天天念念不忘的东西。
朱文奎对此倒是兴趣一般，哪怕教士兵唱歌，主要也是希望增强军队的士气。
像现在唱的这些歌曲，好多都是之前集训的时候，郭康让李玄英编曲，然后让大家都学着唱，他和杰士卡等人就学会了，然后回来教大家的。和他们这边不少条例，都是相似的来头。至于其他的，其实没想太多。
但在郭康看来，这属于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了。
他一直认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推动形成一个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罗马民族认同，凝聚出一个稳定的、首先自认为罗马人的群体。然后，才能考虑如何实现长久统一，如何进入历史周期律，这种更高一级的任务。
朱文奎那边，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他眼中，反而是需要整个国家，去努力几代人，才能看到曙光的事物。
没办法，地中海这边，普通人乃至很多社会中上层，文化水平都过于一言难尽。能有个拜上帝教作为共同信仰，都谢天谢地了。更多的文化共识，根本就难以形成。
到中世纪后期，罗马人确实形成了一点民族概念，并且比罗马国家可能还多维持了几百年。但这个共识形成的太晚，而且也太弱。最终，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就消散在历史中了。
当然，如果事后诸葛亮看，蛮族的民族构建其实也没有成功多少，甚至都没法给郭康提供多少成功经验。
在郭康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拜上帝教这种普世宗教，是和罗马这种普世帝国对应的；而对本民族、本国家的信仰，是和近现代民族国家对应的。随着时代“进步”，宗教的力量日趋衰退，落后的普世帝国逐渐瓦解，被世俗化的民族国家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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