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皇帝对于那些鼓噪皇城落第士子的处置，风格还是一如既往的强烈，直接粗暴，强势无情。虽然这么多年了，对刘皇帝的这种风格早就习惯了，但再一次见识到，仍旧不免心神震动。
刘旸所思所想，还是尽量安稳地平息这场风波，消除登闻鼓案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一次禁锢上百名士子，以当下的情况，无异于火上浇油，不论初衷是什么，也不管有没有道理，汹涌的舆情必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终，刘旸还是忍不住向刘皇帝请教，如此粗暴地禁锢上百士子的会考资格，在天下的士人群体中，都将造成不利影响，将如何解决？
对此，刘皇帝只是淡淡地说道：“你去问问那些中第的进士，去问问那些落榜却安分守己、展望下一届的士子！
倘若此番，取士当真有弊，那么这些人的行为便情有可原，朕自然不会苛责。但是，你既然把事情查清楚了，那他们鼓噪生事，动机就值得怀疑了，其心可诛，其行则不可宥，必须予以惩治！
朝廷固然善待士人学子，需要录其才，但也不是放任他们书生意气，朝廷的制度，朝廷的威严，岂能容其亵渎？”
刘皇帝的思路也很清晰，单纯以结果为导向，不论主动还是被动，既然趟了这摊浑水，都该有个结果，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付出代价。
刘皇帝目的同样很明确，那就是朝廷的权威与制度，必须得到维护。禁锢那些闹事的落第士子，也是为了警示后来者，免其自误。
“我大概也知道你的顾虑，但是，多虑了！”最后，刘皇帝又对刘旸告诫一番：“你记住，你是太子，代表是天家，是国家。
朝廷自有体制规矩，你的立场也要坚定，该考虑的是朝廷如何运转，官吏如何清治，百姓如何安定，而不是去顾及一些士林学子的情绪。
士人固然是朝廷人才后备，也需要从中选拔优秀者加以任用，但是，他们在成为朝廷的官吏之前，也只是布衣平民，与那些农民、手工业、商贾，并无多大区别。
何况，这些士子中，有不少已经在地方出任过吏职，也算在朝廷体制之内，就是这样，还敢聚众闹事，视朝廷权威如无物，这样不守规矩的士子，学问再高，要来又何用，遑论还只是一干落第者......”
刘皇帝这番话，算是把这十几年来营造的对士人的温和与宽仁撕了个支离破碎，在那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尽是独夫的冷漠与无情。
虽然朝廷需要有学问、有才干、有见识的文人士子来治理，但显然，在刘皇帝的心目中，读书人与那些种地的、经商的、跑船的、修路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有人都被置于大汉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管理体系之下，扮演着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做出自己本分的贡献。
在这个前提下，刘皇帝显然更注重朝廷的体制与法度，更加在乎皇权的威严。这一点，在过去有无数的案例，可作佐证。
一直以来，刘皇帝都很讨厌不守规矩的人，他更愿意看到，他所统治的大汉臣民，都能安分地束缚在大汉法纪与体统的框架内，所有逾越抑或试图逾越的，都该受到打击。
此番，那些喧闹的落第士子，算是倒霉，正好触及了刘皇帝思想的敏感处。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士民聚众请愿的情况，别说上百人，就是千人、万人也不足奇，但要看是为什么事，目的是什么。
去年冬的时候，还有东京内外，数万百姓聚集请愿，希望刘皇帝封禅呢？更早的时候，也有士民聚众上书请求朝廷发兵平南，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南方黎民。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背后是有开封府、宣慰司这样朝廷部司衙门在引导的。正常情况下，安分守己的良民，哪能干出聚众集会的事情来，这样的人，要么利益相关，要么就是有政治企图。
因此，打那上百落第士子聚集皇城之时，刘皇帝就已经不乐意了，将之定性为聚众闹事，寻衅滋扰。
就如其言，倘若今科春闱真有问题，主考徇私用情了，那还可以稍予宽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就必须加以惩戒。
而从刘皇帝本心而言，就算李昉真的徇私舞弊了，朝廷自会调查处置，那一干落第士子的行为，更是在向朝廷施压，质疑朝廷的威权，实在难以容忍。
相比之下，徐士廉倒占据了一个先发优势，很多时候，举事者无事，从众者倒霉，就是如此。
如今的大汉帝国，这个由刘皇帝主导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其本质还是人治，但刘皇帝明显更相信法治，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也一直致力于朝廷法律与制度的完善。
当然，这不代表刘皇帝有多么高的法治思想与觉悟，只是立场原则问题，屁股决定脑袋。那一整套的法律制度的构建，除了维持国家的稳定、朝廷的正常运转，其核心思想，还在于对皇权的巩固。
在大汉的这个体系之中，刘皇帝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又怎么能不想方设法地去维护、去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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