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把电话挂断了。
接着，电就像老鼠一样跑来了。那电话再没有响……几天后，太太和儿子又不在家，又停电了，接着那电话又来了。
还是那个男人，他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这次我干脆不说话了，我在黑暗中屏息倾听，努力分辨他的每一个音节，最终也没有找出一点一滴可以沟通的信息。
我觉得，他不是在胡说，那绝对是一个独立的语族，尽管他的速度慢得夸张，但是他讲话并不迟疑，发音很坚定，我能感到，他的注意力不在嘴上，即怎么说；而在他要表达的内容上，即说什么。
“……底固当……卖窘黄次……素请斯盲赖岛烹……角夯窃废……角夯窃废崴朽……唉……酿妞耨聂剃眩勒？……否气咩否气……”
我什么都听不懂。
我怀疑他来自另一个星球，就像我们落到梦里一样，他十分偶然地掉在了地球上。
他藏在一个地下室里，已经多日。
在黑暗中，他偶尔发现了一个电话，偶尔碰了一下重拨键，偶尔打通了我家。他听见了我的声音，就开始讲述他的惊恐，讲述那地方的潮湿，讲述他回不去家的绝望……我又电话挂断了。
就在这时候，电又来了。
奇怪的是，他每次都是趁太太不在家的时候打电话来。好像他的眼睛挂在我家吊灯上一样。
每次他都的口气都是很无奈，时不时就叹口气。
我试过，假如我一直听下去，他会永远说下去。
而且每次电话来之前，肯定停电。而电话一挂断，电立即就来了。那是一个来自黑暗的声音。
有一次，王爷花园都停电了，路灯那像发丝一样细弱的光也没有了，房子里伸手不见五指。
他又来了。
我还是听他说。
他说着说着突然笑了起来。
他突然笑了起来！我当时毛骨悚然！——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他继续笑着，我慌乱地把电话摔了。
我感觉，他不是被自己讲的事情逗笑了，他是实在憋不住了，那笑里含着对语言的嘲弄，对怯懦的鄙视，对愚笨的忍无可忍。
电就来了。整个王爷花园慢腾腾地亮起来。
电话虽然挂断了，但是那笑声并没有消失，它在刺痛我的自尊。
又一天，太太和儿子都不在家，我家又失明了。我像赴约一样坐在电话机前，等候那笑声的结果。
电话反而不响了。
那个饮水机在木木地看我。
我和它之间是空荡荡的地面，红色木地板，月光铺在上面，根本不像霜。
饮水机想的是：咦，有个人坐在沙发上……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被吓得哆嗦了一下。我拿起话筒来，里面没声音，过了半天，才传来儿子的声音：“爸爸，家里电话怎么一直占线？”
我说：“不可能啊，没人打电话。”
太太接过电话说：“是不是有人盗用咱家的线路？”
……我刚刚放下电话，它就响了。是那个人。
我以为，他上次已经笑出来，这次他应该说人话了，应该说出他的目的了，什么事都要有个进展。我做好了魂飞魄散的准备。哪怕他说：“周德东，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四日之前你必须把你的牛马和王爷花园的房契交到村公所，否则，我要你命……”
他说话了，仍然是那种话。
我又把电话挂断了。
我迅速走向防盗门。
从客厅到防盗门之间有十米，中间是一个小走廊。
我刚跑出几步，电“哗”地就来了。
我打开门，看见那个陈墨正从楼道里走出去。
楼道的墙壁里有两个箱子，一个是j号楼的电表箱，一个是j号楼的电话箱——那里面电话线错综复杂。
他是陈墨，他当然知道j号楼公共门的密码。也就是说，他不仅经常在我家窗前转悠，还可能经常在我门前徘徊。我甚至相信，他可以在这五层楼的任何一家窗前偷窥。
一天，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他正扒着四楼的一个窗户朝里看，他的脚悬着空，还上吊的人一样，还悠荡着。
九、怪事天依然湛蓝，树依然温柔地摇曳，停车场轿车报警器依然没有叫。
我家门外的报箱和奶箱静静地悬挂，颜色艳丽，象征着生活安定，天下太平。
我订了三种报。这城市太大了，我要知道一天天都发生了什么。
还有奶。那密封的袋装奶，经过了无数道工序和无数双手之后，已经不知道是不是牛产的了，它营养着我们日益挑剔的胃。
这天，我取报纸的时候，看见了一张发黄的报。
我拿起来，愣了，那竟是一份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北京晚报》。我看见上面有一条报道画着红圈：《税多如牛毛》——蒋介石匪帮搜刮民脂民膏的苛捐杂税，真是比恶狼饿虎还要狠毒贪婪，达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目前台湾全省失业人数已达二百四十多万，许多人倾家荡产，成为赤贫如洗的乞丐。但是，蒋介石匪帮对台湾人民依然税上增税，捐上加捐，巧立名目，开征新税，无孔不入。例如今年开始征收教育捐时，又将户税、货物税、屠宰税各增加百分之三十。从七月一日开始又要征收电灯、电力费临时捐。此外，台湾人民过桥行路甚至倒垃圾也要收取什么“通行费”、“收益费”等，真是名目繁多，无奇不有。……一九六五年，我爸和我妈还没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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