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皇可以做的，远不止和英国人打一打嘴炮这么简单！
而且，将祖鲁战争和华国现在面临的被英国人限令从日本九州岛撤离这件事情，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也是华皇的神来之笔！
华皇在十九世纪80年代，至少在最近的几年之内，华皇肯定没有能力让华军介入本土之外的事务，军力和国力都不足以支持远距离的战争，但是这不代表华国不能介入事务！
早点介入国际事务，早点树立华皇本人和华国的正面形象，对于提高华国的国际地位的作用性，华皇自然清楚。
1876年9月，一大群年轻女子因为她们没有接受塞奇瓦约的安排嫁给一群年长男子，而是自己选择了同龄男子而被屠杀的事件导致了纳塔尔政府的强烈抗议，并占领政府通常倾向于以屈尊俯就的态度看待被征服的非洲民族的事务。
塞奇瓦约和德兰士瓦见由于边境线纠纷所造成的紧张关系依然持续着。
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塞奇瓦约把他尊为自己的朋友，在关于边界争论的问题上支持了塞奇瓦约，但在1877年他带领一小股军队深入德瓦士兰并劝说当地布尔人放弃独立地位。
谢普斯通成为了德瓦士兰的行政官，因此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边境问题。
1878年2月纳塔尔副省长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去考察边境问题。
委员会的报告于7月发出，得出了一个完全有利于祖鲁人的结果。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当时的高级专员，认为这次判决对布尔人一方完全是不公正的，自作主张规定在给祖鲁人的那片土地中，布尔人离开时需得付给补偿，未离开时应该获得保护。
塞奇瓦约现在发现没有人能在纳塔尔解救科伦索主教被英国人视为沉浸在“挑衅情绪”中，并纵容祖鲁人在纳塔尔和德瓦士兰边境的暴行。
1878年的七月下旬至九月发生了三起独立的事件，在八月的时候弗里尔抓住这些事作为自己引起上级注意的借口。
头两件事是关于酋长的两个妻子逃入纳塔尔，她们后来被他的兄长及儿子们逮获及处死，整个事件被描述如下：
“酋长的一个妾离他而去逃往纳塔尔。她（于1878年7月28日）被酋长之子和他的哥哥在她所躲藏的一个围着栅栏的村落抓住，并押解回祖鲁兰，并在那儿依照祖鲁王国的法律被处决。”
“一个星期之后同一个年轻人（即酋长之子），和他的其他两个兄弟及一个叔叔，以类似方法捕获了的另一个逃亡的妾，以及与她一同逃亡的一名青年男性。这个女人被押送回国，等待死刑的惩罚；她的男伴的所为虽然在祖鲁人眼中同样是犯下应该被处死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却由于身处英国领地免收伤害，祖鲁人没有动他一根毫毛。”
第三件事发生在九月，两名男子在图盖拉河靠近中部渡口的一个砂坝突然被拘捕。弗里尔向殖民大臣希克斯比奇爵士描述了这个事件：“史密斯先生，殖民地工程局的一个测量员，当时正在履行检查通往图盖拉道路的职责，在吴士礼爵士几年以前下命令建造的白金汉堡垒附近，由邓顿先生（一个居住在白金汉堡的商人）陪伴，穿过图盖拉走向一个浅滩。
溪流非常低，在祖鲁人那边的河畔之下流淌，但他们一直走在河的这一边，并没有越界，直到他们被15到20个携带武器的祖鲁人包围，并被囚禁，他们的马也被祖鲁人没收，虽然它们也是走在河流靠近纳塔尔的这一边。他们并在一段时间里被粗暴对待及恐吓威胁；虽然最后他们在一位首领的要求下被释放并允许离开。”
这些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发动一场对祖鲁人入侵的可信依据。
而且，亨利·布尔沃爵士自己起初也不认为塞奇瓦约应该对抓捕和杀害那两名妇女负责，很明显那并不是一个政治举措。
“我已经向祖鲁王提出交涉，告知他的臣民在纳塔尔犯下的残暴而令人发指的罪行，要求他按照殖民地的法律，交出政府所要求的罪犯，酋长的两个儿子的帮凶，他二人是这一行人的领头者。”
塞奇瓦约轻描淡写的处理了这次申诉，回答到：“塞奇瓦约十分抱歉，不得不承认带来的消息是真实的，但他恳求我不要主动负起责任鉴于他眼中纳塔尔政府的所作所为，像酋长儿子们的行为他只能归因于一次轻率的举动，男孩们热心于保卫他们父亲的家庭而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塞奇瓦约承认他们应该受到惩罚，而且他派遣了他的一些使者，这些使者都会遵从和他的言论。塞奇瓦约在此声明他的臣民的任何行为都不能使得他抱怨夏卡家族的长辈。”
最初纳塔尔副省长向塞奇瓦约提出的抗议是请求祖鲁人交出罪犯。
这种请求后来被弗里尔转化为一种强硬的要求：“除了祖鲁人可能的普遍期许之外，最对我来说，似乎一支武装力量穿过明显而广为人知的边界线，将两个落难妇女逮捕在英国领土之内，而将她们随意带回国处决，并对纳塔尔警方的抗议投以轻蔑的漠视，是一次对大英帝国领土权的不容忽视的亵渎和践踏，如果不按副省长的要求顺从的进行道歉并赔偿损失，并将两名主犯付诸正义的判决，那么有必要像祖鲁王发出最后的通牒，其后果是终结两个邻国的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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