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镇兵工厂武器试射小组的操作，给和琳和几个大内侍卫以极大震撼，同时他们对北海镇所提供的武器的精良做工也是十分吃惊。
在他们看来，北海军的燧发步枪居然精致到不同步枪的所有零件都可以互换；至于火炮，除了整个炮身、炮架、乃至弹药车都是钢制的，射表竟然也是同口径的完全通用，这对满清而言绝对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最让和琳震惊的，则是他通过北海军的这些武器，终于认识到了一个跟满清现有火器体系完全不同的模式，他也明白了孔绍安所讲的“武器代差”是什么意思。一想到北海军自用的武器要比眼前的这些还要精良、威力更大，一股绝望不由涌上心头。
话说火炮的应用其实要从三个方面讲，第一是铸造和冶金，第二是化学，第三就是训练和使用。
从铸造上来说，满清在康熙的时候，在以南怀仁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指导下，武备院铸造了第一批完全合乎西方理论的标准制式火炮。这批火炮的长度、重量、口径、倍径、乃至各零部件都极为精确，也成了之后所有火炮的模板。
从明末开始，由于中国的生铁质量太差，火炮的铸造便采用了复合结构工艺；炮管一般是由两种乃至三种材料制成，也就是铁芯铜体。同时期的西方和中亚虽然有类似工艺，但他们的复合铸造水平不如中国，因此没有进一步发展。
不过随着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直接跳进了下一个时代。之前英国人卖给乾隆的卡龙炮就是如此，采用了“实心镗孔技术”。
反观满清这边，自南怀仁之后便再无创新。满清不是不能造出优秀的军械，要知道全中国最好的武器制造工匠都在武备院和御鸟枪处，然而在“君臣佐使”理论的支配下，仅凭某几个能工巧匠，无法抗衡装备体系上的劣势。
而且因为对康熙时代标准炮样的翻铸次数越来越多，误差也越来越大。历史上到了道光朝的时候，清廷铸造出来的火炮已经是“头尾周径不能算合，任意大小，一位一式。”同样是打十斤炮弹的炮，第一次铸造的可能是八千斤，第二次就成了九千多斤。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5年，清廷在广东虎门各炮台先后添置新铸了八千斤和六千斤大炮共59门，但当水师提督关天培亲临验收时，当场炸碎10门，并炸伤兵丁两名。
化学上的问题其实就是火药。火器的威力，首先是火药决定的，而火药配方的比例对于燃烧速度和储存都有很大关系。从黑火药来讲，炮用火药和枪用火药的配方比例是完全不同的。
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时任福建提督陈阶平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小包英国人的炮用火药，在用抬枪试射后，发现射程竟然达到了二百四十弓，也就是四百米。枪还是原来的枪，用了新式火药，射程陡然提高。之后道光便下令兵部修改火药配比，并全国推广。
再有就是训练了。顺治、康熙时代，因为战事不休的关系，清廷规定每年的九月或是十月，在卢沟桥的桥西开炮训练十天，每门炮的射击次数是一百次。后来又改为春秋两季逢“四、九”日演练火炮。
到了乾隆三十五年，经过多次调整，训练时间最终确定为每月五次，每次开三炮，以172.5米为射击距离，中靶率达到十五发十三中就合格。
以上说的还是京城火器营的训练标准，各地八旗和绿营那就没法说了。这年月的火炮训练打的准不准不是第一位的，熟悉操作、给火炮除锈对付上官检查才是最要紧的事。所以打多远要抬高炮口多少度、星斗怎么瞄准、炮位是否堪用都是茫然不知。
据已经归正的前清军黑龙江城炮营协领李彦升所说，在北海镇举兵前，黑龙江城的火器营本应每年训练三天，然而自李彦升当差以来，从未打过一炮，直到沙俄进攻，他们这些所谓的“炮兵”才仓促应战。
自乾隆继位以来，清军历次的大规模战争一旦需要精锐炮手的时候，无不是从京城火器营和武备院调人，还得带上造办处里的那台象限仪才行。
最后一点，就是清军的火器作战模式。
清军火器方阵发展始于康熙时代的乌兰布通之战，到了和噶尔丹决战的“昭莫多之战”，奠定了草原大漠作战的基本模式。即先以远程火力削弱敌军士气，待其濒临崩溃之际，通过骑兵侧击打开缺口，再一举击溃之。
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八里桥”之战，才宣告完结。
到了乾隆中期，随着在西北用兵告一段落，清廷的军事重心开始转向西南，因该地区山箐深险，火器方阵无法摆开，于是火器的应用方式便由重视战阵训练转为强调个人勇武，其代表就是“大小金川战役”。
位于川西北高原的大小金川在清代的官方记载上说，尺寸皆山，陡峻无比，隘口处所则设有碉楼，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了望，以施枪炮，险要尤甚之处设碉，倍加坚固，名曰“战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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