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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与军机大臣们取得了一致意见：团练大臣不得担任督抚。但既要扩大团练，既要任命在籍大员担任团练大臣，就有必要提高团练大臣的权限。
对此，彭蕴章的建议是，在“名”与“钱”二字上做文章。
传统封建王朝皆以礼治国，把名分看得极重，上至朝廷中枢，下至黎民百姓，无不重“名”。
“名”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名”可生“权”，“权”随“名”来。
譬如，康熙时期九子夺嫡，皇二子胤礽被康熙定为“皇太子”。这是清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位经过公开册立的皇太子。
皇太子的名分既定，各种权力、差使也就理所当然地落在胤礽头上。康熙外出巡视，或者御驾亲征，胤礽也就理所应当地监国理政。
再如，慈禧太后本不是咸丰的皇后，只是一个贵妃。因她生下了同治帝，同治即位后，慈禧也就被封为“太后”。有了太后的名分，慈禧方具备了与肃顺斗法的资格，也敢于在日后垂帘听政。
黎民百姓，大户人家，亦有正妻与小妾之分、嫡庶之分。不管小妾如何得宠，都不能挑战正妻的权威。同样的，家族传承，亦传嫡不传庶。
朝廷既要鼓励在籍官员办理团练，就要给他们以应有的名分。华夏重视名分，对官衔名称亦非常考究。彭蕴章乃饱学之士，建议授予团练官员以“帮办团练大臣”的职衔。他说：
“大臣二字，意味着团练官员规格较高，由在籍的重要官员担任。这些重要官员，总得三品以上，方有资格称之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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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籍的大臣，主要有两种，一种为致仕的，一种是守丧的。致仕的官员，或为年迈，或为得咎。因此，臣建议，以在籍守丧的大臣为主，任命他们为团练大臣。”
清朝规定，三品以下官员，除了御史可单独向皇帝奏事外，其他人不管有多大的事，都不能向皇帝奏事。三品以上官员，有了单独向皇帝奏事的权利，才被视作大臣。
彭蕴章继续说道：“‘帮办’二字，可将团练大臣与钦差大臣区别开来，意味着团练大臣不是钦差，没有钦差的权力，只是受朝廷指派，帮助地方督抚办理团练。”
若团练大臣是钦差，地位便在地方督抚之上。若钦差手上带有遏必隆刀之类的尚方宝剑，还能对地方官员生杀予夺，权势极大。
这是咸丰所不能接受的。
若在团练大臣前面加上“帮办”二字，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朝廷在委派钦差大臣镇压农民起义时，通常会设置一个钦差大臣，却会设置好几个“帮办军务”。
同样的，地方官府组建临时性的“局”时，通常会委派一个“总办”，却要委派好几个“帮办”或者“会办”。
帮办二字意味着，团练大臣地位居于次要，是帮着督抚办团练的。在某种程度上，帮办团练大臣应被视作督抚的属僚。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人在文字上亦有数不尽的把戏。“帮办”二字，无疑体现着极高超的政治智慧，令咸丰深为满意。
于是，“名”的事就定下来了。咸丰接受了彭蕴章的建议，决定给团练官员以“帮办团练大臣”的名号。接下来，便是“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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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蕴章说：“自古办理大事，无外乎得人、筹钱。长毛贼叛乱以来，国家财政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若要鼓励各省大办团练，又将是一笔大的开销。
“团练不是八旗、绿营，不在军队编制内，朝廷固然不用承担团练的费用。但以往团练规模不大，训练不精，武器不利，地方乡绅勉强可以承担团练的费用。
“如今，我们要鼓励大臣办理团练，势必要提高团练规模，要加强训练，要改善团练武器，甚至还要出省作战。这样一来，地方乡绅就没这个财力供养团练了。”
这倒是个实情。
为了镇压国内民乱，为了对付洋人，满清朝廷开支年年递增，财政早已千疮百孔。不得已之下，道光、咸丰只得大开捐纳之门，允许有钱人花钱购买功名、官职。
譬如，道光二十七年，上海大买办吴健彰便花银五十万两，捐得苏松太兵备道记名按察使兼江海关（上海海关）监督的肥职。这就是天下第一肥缺-上海道台。
捐纳出身的官员，花大价钱购买了官职，到任之后自然要大肆搜刮，捞回成本。所以，清廷的财政收入短时间得到增加，却对吏治、对社会风气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彭蕴章作为军机大臣，自然对清廷的财政情况一清二楚。办理团练需要大量经费，地主士绅无法承担。彭蕴章另辟蹊径，建议开征“厘金”。
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是满清为筹措军饷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创设的“额外征商之税”，后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从晚清至民国，厘金实行近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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