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温暖家园”，难民人数已经过万，早就容不下了，榆林孟家湾火车站忙的不亦乐乎，一列火车开往河湾，另一列开往东胜新街站，这两列车上一共载有三千多人口，全都是拖家带口，每家每户都领到了一本户籍证书，只要到了地方，有专人会送往驻地，有房有田地。另一列开往新街的车上也是一样，不过是去工厂做工或是开店铺的，那边有焦煤厂，炼铁厂，炼油厂，畜牧场，养殖场等。到达后自有接待人员安其所。
人口，人口还是人口，章子俊要发展，急需大量的人口，所以从一开始起，就准备好了面对陕西朝邑大地震后的“红利”，就是收容难民。
经过二十年来，汇集到榆林的人口已达几十万，分布在整个榆林地区，现在要控制住东胜，就要大量人口垫补，将来东胜就是整个河套内的核心。
在大量接收人口时，也接受许多“废户”，什么叫做“废户”，就是一家人好吃懒做，特别是男丁户主，拖着一群娃，女主一天忙到晚尽在房前屋后围着孩子们转了，而男主却喝的醉熏熏什么事不干，有事没事打老婆的，也不讲究卫生，在分配的房子里面搞成了垃圾场，从来不收拾。原本屋里配置的家具，床板，凳子什么的，全都烧火了，最后连门板也给烧火用了，吃饭就放在地上简单地铺一张油纸，把食物往地上抓着吃，吃完了又随地大小便，有些人把辖区内管事人员，刚发给的小羊羔抱回家就炖着吃了，发给的棉被转手卖了换酒喝等等。
这些家庭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文化，都是文盲，往上数三代穷的叮当响，饥一顿饱一顿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分给其的田地也是撂荒着的，这些人不偷不抢，当然了小偷小摸是肯定的，被抓后对人还低眉顺眼，一副可怜相，说的话也听不明白，你能奈何，办事人员看着他们恨铁不成钢样子，还的重新解决这一家子的必要生活条件时，嘴上不说什么。可内心中的狂怒可想而知，所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家庭孩子上，几百户人家的一个居住区中就有小学，规定凡是年满八岁，不管男娃女娃都要去上学，当然了上学是免费的，还要倒贴学习用具，书本，写字本就不用说了，毛笔砚墨不可少，当然了砚台就没那么讲究了，就是一张破瓦片，几年下来读了书的孩子就能很好地与人沟通交流，家访时孩子就成了办事人员跟家主的桥梁。
王咏的弹劾最后被朱佑樘留中，近年来朱佑樘经常召内阁部院大臣于文华殿，或宝座后平台间咨访时事，有“慨然欲复”之志。史称“平台问事”，朱佑樘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依靠“清流”官吏，革除弊政，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但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
此时期的刘大夏接替马文升担任兵部尚书。要说这位刘大夏，也是跌宕起伏，刘家也算是官宦之家，往上扒三代，祖籍山东东平，十一世祖刘宝，宋高宗时任都统制，随岳飞平定杨么起义，岳飞被害后，刘宝弃官落户于华容。刘大夏父亲刘仁宅为永乐十八年（1420年）举人，官至广西按察副使。
天顺三年（1459年），刘大夏中湖广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成化元年（1465年），翰林院拟请留刘大夏供职，但他自己要求出任吏职，于是就任命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调升兵部职方司郎中。
刘大夏虽是文官却是个军事爱好者，还是个军迷，家中收集了不少的地图，兵器之类的东西，通晓兵事，说起来那是一套一套地，还很有画面感，做人圆滑，人际关系偏好，在天顺朝时期就得宪宗欢喜，在任期间所奏复的内容，大多符合宪宗的旨意，受到历任兵部尚书的倚重。
正当意气风发之时，家中老夫过世，不得已服丧而去，直到弘治二年服丧期满，调升广东右布政使。后改为左布政使，调往浙江。直到弘治六年，黄河在张秋堤防决口，皇帝下诏博选才臣前往治理。吏部尚书王恕等推荐刘大夏，提升刘大夏为右副都御史前往。到职后，在黄陵冈疏通贾鲁河，又疏通孙家渡和四府营上游，以分水势。从胙城经过东明、长垣到徐州修筑长堤，共三百六十里长。水灾得到根治，此时刘大夏才真正进入到朱佑樘的眼中，赐玺书褒奖。召为左副都御史，任职户部左侍郎。
弘治十年（1497年），刘大夏受命兼佥都御史，前往宣府处理兵饷。临行前尚书周经对他说：“塞上有权势家族的子弟以买卖粮食谋取私利，你不要因刚直招祸。”刘大夏苦笑着说：“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去处理，这处理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待我到后解决。”当初，塞上必须粟千石方能买入、草万束才得收进。由此宦官、武臣得以操纵市场，获取厚利。刘大夏下令有粮草的，草百束、粟十石以上都准许买卖，权势之家想牟利也落了空。得罪了权势，那么刘大夏官运也就到头了，无奈之下使出了文人惯有的以退为进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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