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藏英追赶至二十里外，远远已经望不见辽兵，方才引归。于是葫芦河疏凿得成，李堰口城寨竣工。
王彦超、韩通同时返镇，单留张藏英保守城寨，已足抵制辽人。
不久，周廷改称李堰口为大宴口，号屯军为静安军，即令张藏英为静安军节度使。
后人有诗赞道：
凿河筑垒费经营，扼要才堪却虏兵。胡骑不来河北静，武夫原可作干城。
长城有靠，朔漠无惊。
京都汴梁，自唐朝末年，朱全忠出任宣武节度使以来，逐步发展成为天下第一大城市。汴京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然后，汴梁以前只是州城，规模狭小，虽然朱全忠（朱温）称帝以后进行了扩建，仍然不够宏大，以至于朝廷各官署衙门，都不能集中在一起办公。
周世宗郭荣（柴荣）决定拆迁、扩充。
遂下诏，命把大梁外城，向外拓移，先在预先勘定的位置，插立界标，准备本年冬季，农民闲暇时，动工修筑，等到明年春天，农事开始，暂时停工，等到明年冬天，再继续施工，逐渐完成。
并且下令：今后民间坟地，都应远在外城界标七里以外，界标以内由县政府规划街巷、仓库、军营，以及官府衙署机关用地。多余的空地，由人民按照县政府的规划兴建家宅。
按照城墙、道路、官署等用地规划，旧城外、界标以内的杂乱民居，需要拆迁，坟地一律改葬。因此，引起一些人的怨恨，百官也有人以“孝道”为由，上疏反对。
周世宗道：“近来拓展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人终为人利。”
自此，宋代规模宏大的东京城，初露真容。
却说唐朝时，唐太宗曾经派玄奘法师前往天竺国取经。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曾经六次迎佛骨，将对佛教的推崇，推向高潮。唐朝很多皇帝经常召见高僧，向寺院布施大量钱财，赏赐大量田地。
僧人不用服役，也不用缴税。僧人犯法，也往往被宽大处理。因此唐朝以来，佛教十分兴旺。很多寺庙香火鼎盛，拥有大量良田、仆役。
安史之乱后，因连年战争，土地荒芜，水利失修，越来越多的百姓或者遁入空门，或者依附寺庙，导致经济萧条，户口锐减。而佛教则畸形繁荣。
佛门子弟，本来就不从事农业生产，再加上寺院田产免税，很多农民依附寺庙，不向州县纳税、服兵役。很多僧人横行不法，为害乡里。
一百年前，唐武宗曾经灭佛。但是他英年早逝。唐宣宗继位后，佛教再次兴旺。
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五月一日，周世宗郭荣下诏，命全国各地的寺院庙宇，除非有皇帝特准兴建的匾额，其他私自建造的一律拆除。
禁止私自剃度和尚、尼姑。凡是想出家的人，必须得到祖父母、父母、伯父、叔父的同意，并要经过佛经考试。只有两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魏州）、京兆府（长安）、青州五地，可以设立剃度戒坛。弃背父母、有父母、祖父母健在需要赡养者、逃亡奴婢、罪犯或有犯罪记录的人，不得出家剃头。禁止僧尼俗士舍身、砍断手足、烧臂、炼指、带铃挂灯、钉截手足、带钳诸般毁坏身体的行为。命两京及各州，每年编造僧侣名册，有死亡、还俗的，随时注销。
本年，全国寺院庙宇保留2，694座，拆除30，336六座，共有在籍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合计61，200人。
官府长久以来，一直没有铸钱，加上民间又把铜钱熔化，制造日常使用的器具，或铸成佛像，造成铜钱的数目越发减少，官民都觉得不方便。
九月一日，周世宗郭荣下令成立造币厂，开采铜矿铸钱。又规定除非是官府法物、军械武器上的铜器，以及寺庙里的钟、磬、钹、锣等乐器，可以继续保留外，其他民间所有的铜器、佛像等，限五十天之内，全部缴给官府，官府照价收购。超过五十天仍不交出的，五斤以上，可判死刑，不到五斤的，以多寡定罪。
有人劝谏说，销毁佛像，这是对佛不敬，恐怕对陛下不利。
郭荣对左右侍从官员说：“你们不必为了摧毁佛像，替朕担忧。佛祖劝人向上，感化众生，只要一心向善，就是敬奉佛祖。那些铜像难道真的是佛？而且朕听说过，佛祖可以割下身上的肉来喂鹰。佛祖的目的，只要造福别人，纵使眼睛、头颅，都可以施舍。如果施舍朕的身子可以拯救人民，朕绝不爱惜朕的身子！”
佛家把周世宗这次灭佛行动，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并称，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周世宗郭荣（柴荣）有感于自黄巢叛乱以来，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已经八十周年；而去年自己登基后第一次御驾亲征，就大败辽国、北汉联军，甚至差一点灭了北汉，遂思西伐东讨，南征北战，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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