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建被骂得抬不起头，嘴唇嗫嚅了几下，想辩解“我们做了工作，但阻力太大”，可看到梁满仓的脸色极为严肃，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算是看明白了，今天梁满仓是动了真火，自己解释一句，恐怕就要换来更严厉的十句批评。他干脆低下头，拿起笔，又在笔记本上胡乱记起来，做出虚心接受批评的姿态。
梁满仓看他这副样子，火气似乎更旺了些：“学校的事，李书记已经定了调，拍了板，我也把具体要求、时间节点说清楚了。这是给你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还落实不好，”他盯着钟建，“那就不只是工作能力问题，而是政治态度、组织原则问题了！一周之内划转不到位，你就直接下课。”
钟建听到如此表态，知道没有了挽回的余地，就点头道：“李书记，梁县长，我代表管委会表态，一周之内，完成划转！”
说完学校的事，梁满仓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语气稍缓，看向我道：“李书记，您看研究第二个事？”
我点头默许，第二个事情自然是酒厂人员改革分流的事。曹河酒厂迟迟未动，造成了人浮于事，甚至存在吃空饷的问题。”
梁满仓看着会议室里的一众干部，就翻开了笔记本，扫了一眼之后说道：“好啊，学校剥离，算是有了突破口。那我们再说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人员分流的问题。”
他看向钟建，也看向酒厂其他班子成员：“你们酒厂，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林林总总接近三千多号人。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适应市场，这么多人窝在厂里，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怎么行？县委要求你们拿出切实可行的人员分流安置方案，提了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方案呢？到现在，连个像样的草案都没看到！你们这个班子，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决心推动这项改革？市委、县委，还能不能相信你们是真心实意支持改革、落实改革……”
我看着满仓县长，少有的发了脾气，而且是火力全开，丝毫没有给钟建留任何的面子，
钟建掏出一块灰白的手帕，擦了擦。
这个问题，比学校剥离更让他头疼，牵扯的利益方更多，反弹也会更大。
他支吾道：“梁县长，这个……人员分流，涉及面太广，矛盾太集中，我们班子也反复研究过，但确实……确实需要慎重，需要时间……”
“时间？曹河酒厂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
梁满仓的声音陡然变得严厉，“银行去年给的贷款，是让你们保生产、促转型的，不是让你们继续养闲人、拖包袱的！你看看报表，看看账本！如果人员包袱不卸掉，企业效益上不来，下一步银行抽贷怎么办？平安高粱红酒厂撤资怎么办？到时候，这三千多号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吃饭问题谁来解决？你钟建能负责吗？！”
梁满仓的语气越说语气越重，手指敲着桌面：“市委于伟正书记对曹河酒厂的改革高度关注，亲自牵线搭桥引进了平安的合作。如果因为我们工作不力，导致改革失败，合作破裂，这个责任，谁担得起？你钟建担得起，还是县委政府担得起？！”
钟建脸色煞白，再也说不出话。
这时，我轻轻咳嗽一声，接过话头。梁满仓也适时地收住了话，端起茶杯，但脸上的余怒未消。
“同志们啊，”我的声音平和，却带着一种定调的力量，“刚才梁县长语气很重，话也说得很重。为什么会这样？我希望在座的各位，特别是酒厂管委会的同志们，都能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想，深刻地反思一下。”
我环视一圈，看到所有人都抬起了头，包括那几个一直努力降低存在感的副厂长。“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啊。我看啊，根子在于，我们有些同志，脑子里‘算计’多了点，‘计算’少了点。”
我特意放慢语速，让这两个发音相近的词显得区别分明。“‘算计’什么？算计个人的得失，算计小团体的利益，算计怎么不得罪人，算计怎么把矛盾往后拖。‘计算’什么？计算企业的生死，计算全县的大局，计算这三千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未来的活路，计算我们曹河县工业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大家掰着手指头算一算，”我伸出三根手指，“棉纺厂，已经躺在那里了，欠银行多少钱？酒厂，去年又亏了多少？银行还能支撑你们几年？县财政又能补贴你们几年？企业办社会，办学校、办医院、管后勤，这些投入大、产出低甚至没产出的事情，在计划经济时期，是贡献，是担当。但现在市场经济了，企业要自己到市场里找饭吃，背着这么沉重的社会包袱，怎么去跟别人竞争？全国多少国企，都在搞主辅分离，剥离办社会职能，这是大势所趋，是不得不走的路！我们曹河，已经比别人慢了几步了！”
梁满仓点了点头，说道：“书记几句话，就把背景给大家讲清楚了。”
“第二个问题，”我继续说道，“有些同志，没有真正领会，或者说，不愿意去领会县委的意图和决心。县委、县政府下了文件，定了标准，提了要求，到了下面，怎么就变形走样了？怎么就推不动了？找各种理由，讲各种困难。这些理由，这些困难，县委、县政府看不到吗？看得到！但正因为有困难，才需要我们这些干部去克服，去解决！如果什么都一帆风顺，还要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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