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不仅如一位贪婪的蜘蛛，精心编织着自己的权力之网，控制了唐廷中央，对地方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如派亲信司勋员外郎崔圆任剑南留后，实际行使节度使的职权，以协助他管理西南的老窝，又任曾经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大夫，充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帮助他控制京畿地区。这样，杨国忠就在朝廷中枢，到京畿要地，又延伸到西南川蜀之地，形成了一个如铁桶般进退可据的势力网，那严密的网络仿佛要将整个大唐都笼罩其中。
李林甫任相时的许多弊政，杨国忠皆承之不弃。按制度，宰相都以有功德声望者担任，不务威权，出入骑从皆简易行之。自李林甫任相开始，每次出入都车骑满街，高级文武大员如节将、侍郎向宰相“有所关白，皆趋走辟易，有同属吏。”按旧例，宰相上朝堂处理军国大事，要自早朝至午后六刻（约当今下午二时二十六分）方始回家接待四方延见之士和宾客，一天的工作如忙碌的蜜蜂般很忙碌。可是，李林甫借口国家太平无事，上午巳时（当今上午十一时）即回家，一切机要重务，皆决于私第，其他大臣无法参决。杨国忠上任，也是依照这一办法，于是宰相商议政事的政事堂，被搬到了私家宅第，而宰相的私宅俨然成了小朝廷。其贻误朝政，弊端百出，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扶植自己集团的势力，杨国忠首先如一位精明的商人，在选官制度方面大做文章。他上台才一月，即恰逢一年一度的吏部铨选。他提出：“文部（即吏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一班因为各种原因久久滞淹不能升级的人，按照杨国忠的建议都铨选上了，故“翕然称之”。按惯例，兵部、吏部尚书知政事（任宰相），负责决策性的军国重务，至于铨选官吏的事悉委侍郎以下属吏办理。为慎重起见，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自春及夏，其事乃毕。”杨国忠为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已家里来，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即侍中）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唱注选人，读名便定一名，一日而毕。当全部结束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于是，选官六权通过这一过程便全由杨国忠一人垄断，“门下不复过官（即审核），侍郎但掌试判而已”。而实际上，杨国忠根本不懂具体的铨选条例，自夸“一日而毕”，结果却谬误百出。然而百官也只好任其弄权，“无敢言者”。
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册时，杨国忠又在私第大集选人，令杨氏诸姐妹在旁“垂帘观之，笑语之声，声闻于外”。一团乌烟瘴气，视国家大事如儿戏。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杨国忠“曲徇人欲”，使得一部分善于钻营的士大夫得到非份的好处，因而“颇得众誉”。杨国忠任宰相后施行的许多政策，大多如此。他就是靠这种办法来收买人心的。
选事告终，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和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之流授意选人，为杨国忠献了一块颂碑，立于省门，吹捧杨国忠的所谓“铨综之能”。玄宗知道此事后，命鲜于仲通撰其辞，玄宗又亲自动笔改定数字，鲜于仲通以金粉填之。
杨国忠一旦权在手，就肆无忌惮地不择手段攫取私利。他的儿子杨暄参加明经考试，因学业荒陋，如一位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没有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的权势，如一只害怕老虎的绵羊，便派儿子达奚抚去探杨国忠的口气。一天，达奚抚见杨国忠正准备上马入朝，急趋至马下，杨国忠还以为自己儿子已经中选，达奚抚是来讨好的。达奚抚说：“大人（指他父亲）自相公，郎君所试，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杨国忠听了顿时转喜为怒，骂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说完，策马而去。达奚抚碰了一鼻子灰，赶快写信劝父亲道：“彼恃挟贵势，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达奚珣无奈，只好让杨暄中第。后来，杨暄又被破格提拔，很快擢升至户部侍郎，而曾作过他主考官的达奚珣才刚从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就是这样，杨暄还不满意，埋怨自己还不如达奚询升迁得快。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杨国忠和李林甫一样，也是不择手段地排斥、打击异己。从天宝十二载（公元 753 年）至十三载（公元 754 年），关中水旱相继，如恶魔的双爪，致成饥荒。当时的京兆尹已换成李岘，李岘平时不愿依附杨国忠，杨国忠便如一位嫁祸他人的小人，将灾害的责任归咎于李岘的失政，乘机将他逐出京师，贬为长沙太守。
杨国忠在李林甫为相时即参预了陷害太子李亨集团的勾当，他担任宰相后，继续排斥太子李亨。太子李亨自从天宝五载（公元 746 年）受到严重打击后，政治上失势，身边羽翼几乎全被剪除，在朝廷中如孤舟般孤立无援。他的内心满是愤懑与无奈，犹如困于囚笼的猛禽，空有壮志却难以施展。看着杨国忠在朝堂上肆意妄为，李亨心中既有着对其行径的鄙夷，又有着深深的忧虑，暗自思忖：“此贼当道，大唐江山恐将陷入更深的危机，我却无力阻止，何时才能拨云见日，还朝堂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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