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弟弟从军
一、一九四〇年的春天
柳树刚抽芽的时候,沈家后院那棵枯死的海棠居然真的发出了新枝。
静婉第一个发现的。那天早晨她去井台打水,一抬眼,看见枯黑的枝干上冒出几点嫩红,像是血滴在了墨画上。她愣了好一会儿,才放下水桶走过去,手指轻轻碰了碰那些芽苞——硬的,脆的,带着生命特有的韧性。
“德昌,你快来看。”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沈德昌拄着拐杖出来——他的腿越来越不好了,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后,膝盖肿得像馒头,如今走路离不开拐杖。他顺着静婉指的方向看去,看了很久,笑了:“我说什么来着?根还活着。”
这成了沈家一九四〇年春天的第一件喜事。虽然日本人的炮楼还在五里外站着,虽然王富贵还是隔三差五来催粮要款,虽然日子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海棠发芽了,这就是希望。
立秋蹲在海棠树下看了半天,忽然说:“娘,这树死了三年,怎么又活了?”
静婉摸着儿子的头——立秋十六岁了,个子窜得飞快,去年做的棉袄袖子已经短了一截。“树跟人一样,”她说,“只要根扎得深,多大的风雪都能扛过去。”
立秋似懂非懂。他记得这棵树,记得小时候在树下玩泥巴,记得姑姑秀英来的时候摘海棠果给他吃。姑姑已经四年没音信了,关外来的信越来越少,最后一封是两年前,说日本人抓得紧,不敢常写信。
“等海棠结果了,给姑姑留几个。”立秋说。
静婉的手顿了顿,没说话。
二月初八,惊蛰。按老话说,这一天春雷响,百虫出。但一九四〇年的惊蛰没有雷,只有绵绵的雨,下得人心里发霉。
沈德昌的风湿又犯了,疼得整夜睡不着。静婉用艾草给他熏,满屋子都是苦香味。嘉禾去县城抓药——赵永贵给的钱,说是感谢沈家这些年的帮助。药很贵,三副药花了半块大洋,但沈德昌吃了确实好些,至少能下炕走几步了。
就是这几步路,让他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
那天下午,雨停了,沈德昌想出去晒晒太阳。静婉扶着他到院里,坐在海棠树下的石凳上。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眯着眼,看嘉禾和建国在修鸡窝——去年秋天好不容易孵出的两只小鸡,冬天冻死一只,另一只被黄鼠狼拖走了。今年开春,静婉用半袋玉米面换了三只小鸡仔,得把鸡窝修结实点。
正看着,院门外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一队人,脚步声很整齐,但放得很轻。沈德昌示意静婉别出声,自己悄悄挪到门边,从门缝往外看。
是一队穿灰布军装的人,大约二十来个,背着枪,走得很快。领头的是个高个子,腰里别着驳壳枪。队伍最后是个小个子,一瘸一拐的,旁边有人搀着。
队伍穿过村子,向北去了。沈德昌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明白:这是八路军,而且是刚打完仗撤下来的。
他退回院里,对嘉禾说:“晚上多烧点水。”
嘉禾点点头,没多问。这几年,沈家老宅成了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夜里经常有“客人”来。有时候是传递情报,有时候是歇脚,有时候是伤员需要临时包扎。静婉备着一个药箱,里面是赵永贵送来的红药水、绷带和消炎药——在市面上,这些都是紧俏货。
天擦黑时,赵永贵来了,不是一个人,带着两个伤员。一个是腿上中弹,已经包扎过了,但纱布渗着血。另一个是发烧,脸色通红,嘴唇干裂。
“沈师傅,打扰了。”赵永贵很客气,但眼神疲惫,“这两位同志需要休整两天。鬼子追得紧,别的地方不安全。”
“地窖里安排。”沈德昌说。
嘉禾和建国把伤员扶进地窖。静婉拿来热水和干净的布,重新给腿伤的换药。伤口很深,子弹取出来了,但肉翻着,看着吓人。静婉的手很稳,清洗,上药,包扎,动作熟练得像做过千百遍。
发烧的那个叫小李,才十七岁,跟立秋差不多大。静婉用湿毛巾给他敷额头,又熬了姜汤,一点点喂下去。小李迷迷糊糊的,喊着“娘”。
立秋蹲在一边看,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伤员,看到战争的残酷——不是听说,是亲眼看见。
“赵队长,”沈德昌问,“这次仗打得厉害?”
赵永贵坐在炕沿上,喝着静婉递过来的热水:“在雄县那边跟鬼子干了一仗。我们伏击了他们的运输队,打死了七八个鬼子,缴获了一批弹药。但鬼子增援来得快,我们撤的时候被咬上了,伤了五个同志。”
“雄县离这儿可不近。”
“是,转移了两天才到这儿。”赵永贵揉着太阳穴,“鬼子现在搞囚笼政策,炮楼、据点、封锁沟,想把咱们困死。咱们就得跟他们兜圈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沈德昌沉默了一会儿,问:“能赢吗?”
赵永贵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但眼神很亮:“沈师傅,我跟您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赢。但我知道,只要咱们不投降,鬼子就永远赢不了。他们占着咱们的地,杀着咱们的人,但他们睡不着觉,吃不好饭,时时刻刻得提防着。这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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