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睁开眼，迷迷糊糊看着他。
“账对完了？”
嘉禾点点头。
“完了。回家吧。”
建国站起来，把账本合上，收进抽屉。他把算盘装进布袋，把钢笔别进上衣口袋，把椅子推进柜台底下。
然后他拿起那个用了三十多年的帆布包，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
“老二。”
“嗯。”
“明儿早点开门。有批肉送来，得验货。”
嘉禾说：“知道。”
建国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胡同里很黑，只有巷口那盏路灯亮着，昏黄昏黄的。他的背影慢慢走远，融进那片昏黄的光里。
嘉禾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
一直到看不见了，他才转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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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建国还是准时来了。
烧退了，嗓子还有点哑。春梅给他沏了杯姜糖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放下，继续算账。
算到一半，他停下来。
“春梅。”
春梅正在擦桌子，听见他叫，走过去。
“大哥，什么事？”
建国指着账本上一行字。
“这天卖出去的樱桃肉，比平时少三份。可那天的肉，进了二十斤。剩下的肉呢？”
春梅想了想。
“那天有桌客人，临时改菜单，不要樱桃肉了。那三份的肉，冻起来了。”
建国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冻肉也算库存。”他说，“得记上。”
春梅看着他。
“大哥，您这脑子，怎么长的？”
建国愣了一下。
“什么怎么长的？”
春梅说：“这些细枝末节的，您怎么都记得住？”
建国把笔放下。
“不是记住的。”他说，“是算出来的。账要对得上，就得一笔一笔算。算多了，就记住了。”
他顿了顿。
“我在粮站三十五年，经手的账本摞起来，比这房子都高。那些账，每一笔我都能说清楚。哪年哪月哪日，进了多少粮，出了多少粮，剩了多少粮，全在脑子里。”
春梅听得目瞪口呆。
“那您还记得六零年的账？”
建国说：“记得。那年最难。粮食少，人多，每天一开门就抢。账本上记着，那年我们粮站一共进了三千四百七十二吨粮食，卖出去三千四百六十八吨，剩四吨，支援了别的站。”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春梅站在那儿，看着他。
她忽然觉得，这个男人，不只是她男人的哥哥。
他是这个家的另一根柱子。
一根不吭不响、一直立着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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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腊月，沈家菜馆出了件事。
有个客人吃完，说钱包被偷了，没钱结账。春梅让他押东西，明天拿钱来赎。他说没东西可押。
春梅没办法，去问嘉禾。
嘉禾正在炒菜，头也没回。
“问我哥。”
春梅又去问建国。
建国放下算盘，看了那人一眼。
三十来岁，穿着件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他站在柜台前，低着头，脸臊得通红。
“我……我不是故意的。真的被偷了。”
建国没说话。
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三块钱，递给春梅。
“把账结了。”
春梅愣住了。
“大哥？”
建国说：“他要是骗子，三块钱买个教训。他要是真的，三块钱帮个人。”
那人站在那儿，眼泪刷地下来了。
他把三块钱接过去，塞回建国手里。
“沈师傅，这钱我不能要。”他说，“我明天一定送来。”
说完他转身跑了。
春梅追出去，他已经消失在巷口。
她回来告诉建国。
建国点点头，没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那人来了。
他掏出三块钱，放在柜台上。
“沈师傅，这是昨天的饭钱。谢谢您。”
建国把钱收下，放进钱匣子。
“吃了没？”他问。
那人愣了一下。
“没……还没。”
建国冲灶间喊了一声：“老二，多下一碗面。”
嘉禾应了一声。
那人站在那儿，看着建国，看着灶间冒出的热气，看着春梅端上来的那碗面。
他低下头，开始吃。
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
他没出声，就那么掉着。
建国装作没看见。
他继续拨算盘，噼啪，噼啪。
阳光从门口涌进来，落在他身上，落在那把用了三十多年的算盘上，亮晶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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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嘉禾给建国封了个红包。
建国不肯收。
“老二，你这是干什么？”
嘉禾把红包塞进他手里。
“哥，这一年您辛苦了。这是您应得的。”
建国把红包推回去。
“我管账不是图钱。”
嘉禾说：“我知道。”
他把红包又塞回去。
“可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建国看着那个红包。
红纸，金边，封口处用浆糊粘得严严实实。上头写着四个字：新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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