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午后的柏林工业大学科技史系沙龙，在一间采光良好的玻璃会议室举行。沈雨薇提前二十分钟到场，向封瑶和徐卓远介绍今天的主讲人——汉斯·伯格教授。
“汉斯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视觉资料研究方面是权威。”沈雨薇轻声说着，引他们走向一位正在调试投影仪的白发学者。
伯格教授转过身来，眼镜链在阳光下微微晃动。他看起来六十多岁，穿着件有些磨损的灯芯绒西装，但眼神锐利如鹰。
“啊，雨薇说起的中国学者。”伯格教授用流利的英语说道，伸手与两人相握，“你们关于跨文化科技传播的研究摘要我看了，很有意思的观点。特别是对‘误读’的正面诠释——在文化交流中，误解往往是创造的开始。”
沙龙参与者陆续到来，约二十余人，大多是柏林各高校的学者和研究生。封瑶注意到角落坐着一位亚裔面孔的年轻女性，正专注地在素描本上画着什么。
“那位是苏菲·李，韩德混血，伯格教授的博士生。”沈雨薇顺着她的目光介绍，“她在做东亚科学插图与欧洲铜版画的比较研究，你们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
沙龙正式开始。伯格教授展示了一系列18世纪欧洲学者绘制的中国科技仪器图稿，其中不少存在明显的技术误解或文化想象成分。
“看这张1775年的‘中国水车图’，”伯格教授指着投影，“欧洲画家显然没见过实景，只是根据文字描述想象而成。车轮设计完全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水力条件，更像是欧洲水车的拙劣模仿。”
封瑶举手提问：“教授，这些‘错误’的图稿在当时是如何被接受的？它们是否反而塑造了欧洲对中国技术的某种想象？”
“绝妙的问题！”伯格教授眼睛一亮，“这正是我研究的核心。这些图稿尽管技术上不准确，却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中引发了对中国技术的浪漫想象——一种‘智慧东方’的神话。这种想象本身，成为了推动欧洲技术革新的文化动力。”
徐卓远补充道：“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中国。清代学者对欧洲技术的描绘同样充满想象和误解，但这些图像成为了中国人理解西方的重要媒介。”
沙龙进入了热烈讨论。封瑶发现苏菲·李不知何时坐到了她旁边，素描本上正在快速勾勒着讲台上的互动场景。
“你的画很棒。”封瑶轻声赞叹。
苏菲抬头微笑，用带着德语口音的中文说：“谢谢。我习惯用画笔记录学术讨论——肢体语言和表情往往比言语传递更多信息。”她翻到前一页，上面是伯格教授讲到激动时挥手的速写，“看，这种姿态只在他真正投入时出现。”
中场休息时，沈雨薇特意带封瑶和徐卓远认识了伯格教授的研究团队。除了苏菲，还有几位德国博士生，他们对中国科技史都表现出浓厚兴趣。
“下个月我们计划去德累斯顿的数学物理沙龙档案馆，”伯格教授说，“那里有一批未被充分研究的18世纪中欧科技通信原件。如果你们有时件，欢迎加入。”
徐卓远立即查看日程：“我们很荣幸。需要提前准备什么吗？”
“雨薇会告诉你们细节。”伯格教授眨眨眼，“她是我们团队的非正式‘外交官’，擅长在不同文化间架桥。”
沙龙结束后，沈雨薇提议去附近的咖啡馆继续交流。苏菲也加入进来，她的背包里除了笔记本，还装着炭笔和速写本。
“我注意到你一直在画银杏叶图案。”封瑶指着苏菲素描本边缘的装饰花纹。
“哦，这个。”苏菲笑了，“这是我母亲家族的家纹——李氏家族在朝鲜时代是宫廷画师，专攻植物图谱。银杏象征坚韧与长寿，我把它融入我的学术身份。”
她从包里取出一个小布囊，倒出几枚手工制作的银杏叶书签：“我自己刻的版画，印在手工纸上。送给你们，作为今天相遇的纪念。”
书签精美异常，叶脉清晰可辨，边缘还题着杜甫诗句的德文翻译。封瑶和徐卓远郑重接过这份礼物。
“说到纪念，”沈雨薇从包里取出两张票，“下周柏林爱乐有场特别音乐会，曲目聚焦德中音乐交流史。我有两张多余票，你们有兴趣吗？”
封瑶和徐卓远对视一眼。重生前，他们从未一起听过音乐会——总是觉得“浪费时间”。
“我们很乐意去。”封瑶接过票，“谢谢沈老师。”
“叫我雨薇就好。”沈雨薇微笑，“在异国他乡，我们算是‘学术家人’了。”
分别时天色已暗，柏林冬日的夜晚来得早。路灯渐次亮起，在石板路上投下暖黄光晕。
“苏菲是个有趣的人。”徐卓远边走边说，“她那种观察方式——用艺术家的眼睛看学术——给我们提供了新视角。”
封瑶点头，从包里取出那枚银杏书签：“她的家纹让我想起我奶奶。奶奶也会剪纸，小时候她教我剪过银杏叶，说叶片两半象征阴阳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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