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大会第二天，主题是“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传承”。陆川被安排在上午十点发言，题目是《煎饼、代码与社区记忆：一种开源的温度》。
他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那个庄严的会议厅里，面对台下数百位学者、官员、文化从业者，手里没拿演讲稿，只有一张刚从兜里掏出来的、有点皱的煎饼包装纸。
“各位好。”他开口，声音在先进的音响系统里显得格外清晰，“在我开始讲那些复杂的理论之前，我想请大家先看一样东西。”
他举起那张油乎乎的包装纸，上面用圆珠笔潦草地画着几个图形：一个笑脸，一把扇子，还有一行小字“微笑值+5”。
“这是昨天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一个法国小女孩给我的‘回礼’。我用一张煎饼换了她画的这幅画。对她来说，这张纸是垃圾；对我来说，它是无价之宝——因为它记录了一个真实的、跨文化的温暖瞬间。”
他身后的屏幕上开始播放昨晚小川剪辑的短片，但这次加上了实时数据可视化：画面里每出现一个微笑，旁边就显示这个微笑产生的“社区连接度”数值；每出现一次食物分享，就显示这次分享在“微笑电网”中激起的涟漪效应。
“我们正在尝试做的，”陆川继续，“不是把传统文化‘数字化’然后放进博物馆的硬盘里，而是为活着的社区记忆，建立一个活着的、会呼吸的数字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一张煎饼可以连接撒哈拉和巴黎，一支舞蹈可以跨越六十岁的年龄差，一个微笑可以像区块链上的交易一样被验证、被传递、被增值——但不是用钱，是用温暖。”
台下有人点头，有人皱眉，也有人露出了然的微笑。
“但今天我想重点谈的，是‘温度’。”陆川切换屏幕，显示出一张对比图：左边是机器煎饼的温度曲线——完美平稳的180度；右边是手工煎饼的温度曲线——有起伏，有波动，最高到200度，最低到160度，“机器可以保证每一张煎饼都一模一样，但只有人的手，能让每一张煎饼都独一无二。这个‘不完美’，恰恰是温度的来源。”
他顿了顿，看向台下：“我们的‘微笑电网’和‘广场舞区块链’，核心不是技术，是这个‘不完美的温度’。技术只是工具，用来放大、连接、保护这种温度，而不是取代它。”
演讲很成功。结束后，陆川被一群人围住提问。一位非洲的文化官员问，这种模式在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是否可行；一位硅谷的科技伦理学者问，如何防止这种系统被商业利益异化；一位日本传统工艺大师问，手工的温度真的能被数字化吗？
陆川一一耐心回答。在回答日本大师时，他拿出手机，点开一个界面：“请看，这是今早张桂花阿姨在酒店房间里录的一段视频。”
视频里，张阿姨正对着镜头，一边缝制舞蹈扇一边说话：“这把扇子，骨架要用三年的老竹子，阴干，不能暴晒，不然容易裂。绸面要用手工染的，颜色才正。缝的时候，针脚要密，但不能太紧，要给绸子留点活动的余地——就像跳舞，得有松有紧。”
视频下方，实时显示着观看数据：已有来自17个国家的326人观看，其中42人留言提问，张阿姨用语音回答（小川实时翻译），问题从“竹子哪里采购”到“扇子开合的角度如何控制”，五花八门。
“这不是教学视频，”陆川说，“这是一个活着的传承者，在和她从未谋面的学生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数字化没有取代她的手艺，只是让更多人可以‘站’在她身边，看她怎么下针，听她怎么说。这种连接本身，就是温度。”
提问持续了半小时。陆川走出会议厅时，感觉比摊五百张煎饼还累，但心里充实。
然而，在走廊转角，他遇到了一个人——不是记者，不是学者，而是一位穿着精致套装、气质冷峻的亚裔女性，大约四十岁，站在那儿，像是特意在等他。
“陆川先生。”女性开口，中文标准，但带着某种不自然的腔调，“我是李璇，‘全球美食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研究主管。我们对您的‘煎饼记忆网络’非常感兴趣。”
她递上一张名片。名片设计简约，只有一个基金会logo和联系方式，但纸质和印刷工艺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精致。
陆川接过名片，心里警惕起来。“全球美食文化遗产基金会”——他记得小川提过，这个机构与“深时资本”有若隐若现的联系。
“李女士您好。”他保持礼貌，“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
“我们基金会在全球有十二个‘味觉记忆档案馆’，保存着超过三万种濒临失传的传统食谱和烹饪技艺。”李璇的声音平稳，像在背稿，“我们发现，您的‘微笑电网’在情感数据采集和社区连接方面，有独到的技术架构。我们希望能与您合作，将‘味觉记忆’也纳入这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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