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与王秀才的这场辩论，给我们上了一课！农村工作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必须调整策略！”
他详细部署道：
“第一，立即在全根据地范围内，开展对乡村知识分子的普查和分类工作！ 重点甄别那些无功名、生活清苦、对现实不满的私塾老师、识字分子。主动接触他们，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扫盲班、宣传队，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报酬，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第二，对于像王秀才这样的顽固派，我们的政策是：政治上揭露批判，经济上按政策减租清算，但必须分给他们足以自食其力的土地，强制他们参加生产劳动！** 要派专人监督，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思想。同时，对其家族中比较开明的子弟，要积极争取！”
“第三，加快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石磊同志，你负责，以各村农会为基础，大规模开办冬季夜校和识字班！教材要简单实用，内容要贴近生活！要让我们的农民兄弟，尽快掌握识文断字的本领！这是打破士绅文化垄断的根本！”
“第四，建立知识分子改造和任用机制。 对于表现突出、经过考验的乡村教师和识字分子，可以吸收进我们的干部队伍，甚至派到新解放的村庄去担任文化教员或驻村干部助理，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新的方针迅速传达下去。人民军的工作队不再简单地与士绅进行正面辩论，而是采取了更灵活、更深入的策略。他们主动拜访村里的穷教书先生，请他们出来主持夜校；他们发动群众，揭露顽固士绅与官府勾结、转嫁赋税的丑行；他们强制要求地主士绅参加劳动，并在劳动中对其进行教育...
策略的改变，很快收到了效果。许多原本对人民军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底层知识分子，在感受到尊重和看到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后，开始转向支持人民军。而顽固的上层士绅，则在政治上被孤立，在经济上受到限制，在劳动中被改造，其影响力大大削弱。
一场针对乡村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在更广阔的层面和更深的层次上，悄然展开。八义集人民军，在军事胜利之后，又开始了一场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的社会变革。而“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些宝贵的经验，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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