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鸣派出的这批“文化种子”——以李秀才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们，带着使命和热情，奔赴晋省各地新开辟的根据地，立刻投入了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激烈的战斗。
白天， 他们和普通的工作队员一样，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一起劳作，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他们帮助建立和巩固农会，宣讲“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他们手把手地教农民识字，在村头的大树下、在简陋的祠堂里，开办起热火朝天的扫盲班。
他们的作风与旧式读书人截然不同。他们没有“秀才公”的架子，不穿锦服，不说拗口的“之乎者也”，说的都是农民听得懂的大白话。他们和农民一起啃窝头，喝凉水，手上磨出了茧子，脸上晒得黝黑。这种“接地气”的作风，迅速赢得了底层农民的好感和信任。
“这新来的李先生，一点读书人的臭毛病都没有！”
“是啊，还帮俺家修犁头呢！”
“晌午歇着的时候，还教娃们认字，不收钱！”
农民们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着对这些新知识分子的认可。
然而，夜晚， 当村庄沉寂下来，这些文化战士们却点起油灯，开始了另一场艰苦的脑力劳动。他们伏在简陋的桌案前，苦思冥想，奋笔疾书，撰写着一篇篇反驳当地顽固士绅的文章。
与此同时，那些被触及了根本利益的旧式秀才、举人们，也并未坐以待毙。他们白天被强制参加劳动，累得腰酸背痛，但到了晚上，同样强打精神，在灯下绞尽脑汁，写下一篇篇“檄文”，痛斥人民军“倒行逆施”、“违背圣人之教”、“破坏千年规矩”，试图用他们熟悉的伦理纲常来蛊惑人心。
一场新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大战”，在晋省的广大农村地区，悄然爆发！
这场大战的主要形式，就是张贴告示、传阅小册子、以及在集市、祠堂等公共场合进行公开辩论。
旧知识分子们引经据典，张口“子曰诗云”，闭口“朝廷法度”，试图用传统的权威来压制对方。
而李秀才等新知识分子，则针锋相对，他们不再纠缠于繁琐的经义解释，而是直指问题的核心——阶级和利益！
他们用通俗的语言，揭露旧士绅如何与官府勾结、如何利用功名特权逃避赋税、如何将负担转嫁给农民；他们质问：“圣人之教，可曾教你们盘剥乡邻？朝廷法度，可是为你们欺压百姓而立？”他们大声宣告：“人民军的规矩，就是让种田的人有饭吃，让干活的人有衣穿！这才是天底下最大的道理！”
这场论战，让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无功名也无产业的底层读书人（如普通的私塾老师、落第童生）看得目瞪口呆，头皮发麻！
“我的天！这...这说的都是什么啊？” 一个在村里教了几个蒙童的私塾先生，拿着双方传阅的小册子，手都在发抖，“这些字我都认识，可这道理...怎么这么...这么骇人听闻？又好像...有点道理？”
他们过去所学的，无非是四书五经、科举时文，何曾接触过这种直指社会矛盾、剖析阶级对立的尖锐思想？他们既感到震惊，又隐隐觉得，这些新来的“同志”说的话，似乎更能解释他们自己清贫困顿的处境。
而对于那些顽固的既得利益者——地主和上层士绅来说，当他们真正理解了人民军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如土地公有、消灭剥削）后，产生的不是辩论的欲望，而是深入骨髓的恐惧！
“他们...他们这是要刨我们的根啊！” 一个老举人看完李秀才写的《谁养活了谁？》的小册子后，面如土色，瘫坐在椅子上。他意识到，这不再是简单的“造反”或“匪患”，而是一场旨在彻底颠覆现有秩序的社会革命！他们赖以生存的特权和土地，正是革命要消灭的对象！
与读书人圈子的激烈思想交锋相比，广大的农民群众，起初并不太关心这些“之乎者也”的争论。他们评判事物的标准简单而直接：谁对他们好，他们就信谁。
他们看到的是：人民军来了，不抢粮，不拉夫，战士还帮他们干活；新来的驻村干部，没架子，能吃苦，真心实意帮他们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减租减息真的落实了，以前被霸占的田地真的分回来了！
相比之下，那些以前高高在上的“秀才公”、“举人老爷”，除了催租逼债、摆架子训人，何曾给过他们一点实惠？
“管他什么圣人不圣人，谁让俺吃饱饭，俺就听谁的！”
“李先生是好人！教娃识字还不收钱！比那个王扒皮（指原来的王秀才）强多了！”
民心，在这种实实在在的利益对比和情感体验中，悄然却坚定地倒向了人民军和新知识分子一边。
这场文化大战，表面上是笔墨官司，实质是争夺民心的生死较量。李秀才等人，凭借其贴近群众的作风、犀利的思想和人民军作为后盾，逐渐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了上风。旧士绅的话语权被一点点剥夺，他们的影响力在群众日益觉醒的目光中，日渐萎缩。晋省农村的思想阵地，正在发生一场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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