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二年腊月初八，成都。
清晨的雾气笼罩着这座千年古城，将城墙、箭楼、街巷都染成一片灰白。往常这个时辰，城内早该人声鼎沸——贩夫走卒的吆喝、车马的轱辘声、学堂的读书声，共同组成蜀中首府应有的生气。可今日，整座城死寂如墓。
州牧府东厢书房内，黄权对着一盏残灯，手中毛笔悬在半空，久久未能落下。
案上摊开的是一份《城防要务疏》，他已经写了三天，却只写了开头几句：“臣权谨奏：今敌四面合围，粮秣日蹙，当务之急者三……”然后便写不下去了。
不是不知该写什么，是知道写了也无用。
他放下笔，揉了揉发痛的太阳穴。四十七岁，本应是武将最沉稳有力的年纪，可镜中的自己却已两鬓斑白，眼窝深陷，额头的皱纹深得能夹住铜钱。短短一个月，他老了十岁。
门外传来小心翼翼的脚步声。亲兵统领黄崇——他的长子，今年刚满二十——端着食盒进来：“父亲，该用早膳了。”
食盒打开，是一碗稀粥，两块麦饼，一碟咸菜。黄权看了一眼：“今日又减了？”
黄崇低头：“府中存粮……只够七日了。刘益州有令，三品以上官员，每日粟米减半。”
黄权没说话，端起粥碗。粥很稀，能照见碗底的花纹。他喝了一口，问：“城中百姓呢？”
黄崇沉默片刻：“昨日南市粮铺，一石粟米卖到十二金。有人开始吃观音土，城南……已经饿死十七人。”
哐当一声，粥碗掉在桌上。
黄权闭上眼，手在发抖。十七条人命，就在他眼皮底下饿死。而他，成都最高军事统帅，竟然无能为力。
“父亲，”黄崇跪下了，“撤吧。趁现在北面张辽还没合围，从南门突围，去南中。孟获虽败，但南中地势险要，我们还能……”
“住口！”黄权厉声打断，“黄崇，你记住：我黄权生是益州的将，死是益州的鬼。成都若破，我便死在成都，绝不后退一步！”
黄崇抬头，眼中含泪：“可这样死，值得吗？刘益州他……他值得您这样效忠吗？”
这话问得黄权一愣。
值得吗？他想起建安五年，他三十四岁，从江阳郡丞调任成都，第一次见刘璋。那时的刘璋温文尔雅，握着他的手说：“公衡（黄权字）乃国士，今得卿助，蜀中安矣。”此后七年，他从郡吏做到治中从事，再到如今的总揽军事，刘璋对他确实信任有加。
可这种信任，在真正的危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剑阁告急时，他三次上书请增援兵，刘璋犹豫不决，最后只派去两千老弱；巴西被围时，他建议从江州调兵驰援，刘璋说“李正方亦有防务，不可轻动”；如今成都被围，刘璋整日与谯周、秦宓等文臣商议“天命”“气数”，却拿不出任何实际的守城方略。
“值得不值得，不是这么算的。”黄权缓缓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既然受了刘益州的恩，就要还他这个义。至于结局如何……但求无愧于心。”
他扶起儿子：“你去城头巡视，看看各门守备。记住，越是这时候，越不能乱。”
黄崇抹了把泪，重重点头，转身离去。
书房重归寂静。黄权重新拿起笔，却依然写不下去。他的目光落在墙上的佩剑上——那是刘璋去年赐他的“镇蜀剑”，剑身镌刻“忠勇可嘉”四字。
忠勇可嘉……如今只剩“忠勇”，何来“可嘉”？
他苦笑摇头，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寒气扑面而来。雾气稍散，能看到远处城墙的轮廓。城头上，守军的旗帜无精打采地垂着。更远处，北面的天边似乎有烟尘——那是张辽的军队，在剑阁休整后，正沿金牛道南下，不日即可兵临城下。
东面，黄忠的部队应该已经从巴西西进；南面，马超招抚羌氐后，随时可能从牂牁江北上；西面……西面是群山，但山后就是羌地，而羌人已经归顺晋王。
真正的四面楚歌。
黄权关窗，回到案前。这次他没再写奏疏，而是从暗格里取出一封密信。信是三天前张松悄悄送来的，上面只有一句话：“江州将易帜，望公早作打算。”
当时他勃然大怒，差点把信烧了。但现在想来，张松敢送这封信，说明江州的事已经不是秘密，甚至……成都内部，已经有很多人在暗中谋划退路了。
他把信凑近油灯，火苗舔舐纸角，最终化为灰烬。
有些事，知道就好，不能说破。一旦说破，人心就彻底散了。
腊月初九，午时。
成都南城永平门内，有一座不起眼的茶楼，名曰“听雨轩”。往常这里是文人雅士聚会之所，如今战事吃紧，茶楼生意冷清，二楼雅间更是整日空着。
但今日，雅间里坐了五个人。
主位上是张松。这位益州别驾此刻神情严肃，完全没了平日里的玩世不恭。他左侧坐着法正——原刘璋麾下军议校尉，因与张松交好，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右侧是孟达，东州军将领，手中掌握着两千兵马；另外两人则是成都大族代表，王氏和费氏的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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