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李珩的统筹调度与皇帝的默许支持下,软硬兼施的策略开始显现其威力。面对朝廷精锐大军毫不掩饰的兵锋所指,以及“主动交权可保富贵平安”的明确承诺,各地那些原本摇摆观望、甚至心存侥幸的节度使、总督、知府、将军们,终于认清形势,掂量清楚利弊,纷纷上表谢恩,言辞恳切地表示愿遵朝廷诏令,将手中掌握的军政大权悉数归还中枢。并按照李珩之前布置,妥善安置好家小后,便带着自己的亲卫,奔赴北疆或辽东,去边关斩将杀敌,建功立业去了。
其中,原兖州节度使魏羡阳的表现尤为“识时务”。他不仅痛快交出兵符印信,更主动上书,洋洋洒洒论述军政分离之利国利民,自请专司军务练兵,将兖州道的民政、财政、人事等权力完全交还朝廷委派的官员。
此举被李珩顺势树立为标杆,奏请皇帝批复,魏羡阳不仅积极响应朝廷新政,更是在收缴军政权柄时,主动率部配合朝廷布置,有功于国,请皇帝改任其为兖州总督,仍掌军事,以示朝廷宽厚,不忘功臣,有效地安抚了其他地方实力派的人心。
山陕道在苏幕遮五万大军的强力坐镇和白无咎、扈鲧等人刚柔并济的整治下,大规模的民变得以遏制,灾情渐渐缓解,流民初步得到安置,社会秩序也开始艰难地恢复,虽然离真正的安居乐业还差得远,但那股足以倾覆王朝的危机洪流,总算被强行扼住了势头。
北静王水容,及其核心党羽虽已下狱,但北静王府毕竟功勋显着,北疆军中又有不少昔日旧部亲信,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遍布朝野的亲信门生,非一朝一夕能够彻底清理干净。
李珩深知此事需循序渐进,操之过急反而会打草惊蛇,甚至引火烧身。因此,他一面加紧审讯水容、魏云姌、水云烟等要犯,深挖其罪行,固定证据,罗织罪证;另一面,则继续不动声色地推行着他那“放长线钓大鱼”的精密计划。
他多次于值房深夜秘密召见贾环,对其耳提面命,细细交代每一个细节,揣摩每一句对话可能引发的反应。
于是,诏狱那阴暗潮湿的深处,时常能看到贾环这位“指挥使内弟”、“陛下钦封六品武官”的身影。他或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单独关押魏云姌的牢房外,趁守牢力士“不备”,低声快速传递着“荣国府贾赦大人正在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的信息;或是提着丰盛的酒肉“犒劳”守牢的力士,言语间流露出对北静王府旧人,特别是女眷的“同情”与“关照”,嘱咐他们莫要太过苛待。
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举动,都被巧妙地渲染放大后,通过特殊渠道,一丝不落地传递到了某些时刻关注着诏狱动向的有心人耳中。
李珩的目的明确而冷酷:他要充分利用魏云姌这个“黑袍”,作为关键诱饵,不仅要榨干她脑中所知的关于忠顺王李承烨的所有情报网络、藏匿据点、资金往来,更要通过她,逼得远遁在外的李承烨方寸大乱,甚至诱骗他将最倚重、隐藏最深的另一心腹——“玉狐”,主动送到他的罗网中来,当然,他也在想办法,让玉狐自己站出来。
他让贾环一步步骗取魏云姌的信任,最终成为向李承烨传递“希望”与“营救计划”的致命渠道,引着那位穷途末路的王爷一步步走向精心布置的最终覆灭。当然,演戏只有“红脸儿”的角儿不够,还需要有“黑脸儿”的来配合。那“黑脸儿”自然只有李珩亲自担任了。于是,他三番五次进入牢房,一次次将魏云姌强行占据,让魏云姌恨不得立时就能从这魔窟里逃出去。
就在李珩全心扑在审案、查案、继续布局推动新政,甚至连内阁都无暇多顾,眼见一切艰难却正一步步向着有利方向推进之时,一个他早有预料却依旧觉得无比麻烦和厌恶的变数,终于因太子李景明那点狭隘自私、不识大局的心思而发酵、膨胀,最终惹出了难以收场的祸端。
太子李景明居于东宫,眼见李珩权力日重,威望日隆,不仅破获贞妃勾连刺客,北静王窝藏叛贼,查抄了北静王府这等大案,立下泼天大功,深受父皇赞许。还雷厉风行整顿地方,使得朝廷权威得以迅速伸张。这本该是巩固国本、稳定江山的好事,但在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太子看来,却全然是李珩在揽权逞威,功高震主,丝毫未将他这个储君放在眼里。加之身边一群只会阿谀奉承、搬弄是非的谗臣近侍不断煽风点火,太子的嫉妒与不安日益炽盛,如同毒蛇般啃噬着他的理智。
他不敢直接对抗皇帝的意志,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阻拦锦衣卫办案,便开始利用其储君的身份,在各种细枝末节上屡屡给李珩使绊子,上眼药。在小范围的朝议上,对李珩的举措提出种种吹毛求疵、罔顾事实的质疑;甚至暗中授意一些依附于东宫的御史言官,捕风捉影,罗织罪名,连续上奏弹劾李珩“行事酷烈”、“有伤天和”、“恐惹民怨”。更是暗中督促温玉安、陈观澜等抓紧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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