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李珩的统筹调度与皇帝的默许支持下，软硬兼施的策略开始显现其威力。面对朝廷精锐大军毫不掩饰的兵锋所指，以及“主动交权可保富贵平安”的明确承诺，各地那些原本摇摆观望、甚至心存侥幸的节度使、总督、知府、将军们，终于认清形势，掂量清楚利弊，纷纷上表谢恩，言辞恳切地表示愿遵朝廷诏令，将手中掌握的军政大权悉数归还中枢。并按照李珩之前布置，妥善安置好家小后，便带着自己的亲卫，奔赴北疆或辽东，去边关斩将杀敌，建功立业去了。
其中，原兖州节度使魏羡阳的表现尤为“识时务”。他不仅痛快交出兵符印信，更主动上书，洋洋洒洒论述军政分离之利国利民，自请专司军务练兵，将兖州道的民政、财政、人事等权力完全交还朝廷委派的官员。
此举被李珩顺势树立为标杆，奏请皇帝批复，魏羡阳不仅积极响应朝廷新政，更是在收缴军政权柄时，主动率部配合朝廷布置，有功于国，请皇帝改任其为兖州总督，仍掌军事，以示朝廷宽厚，不忘功臣，有效地安抚了其他地方实力派的人心。
山陕道在苏幕遮五万大军的强力坐镇和白无咎、扈鲧等人刚柔并济的整治下，大规模的民变得以遏制，灾情渐渐缓解，流民初步得到安置，社会秩序也开始艰难地恢复，虽然离真正的安居乐业还差得远，但那股足以倾覆王朝的危机洪流，总算被强行扼住了势头。
北静王水容，及其核心党羽虽已下狱，但北静王府毕竟功勋显着，北疆军中又有不少昔日旧部亲信，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遍布朝野的亲信门生，非一朝一夕能够彻底清理干净。
李珩深知此事需循序渐进，操之过急反而会打草惊蛇，甚至引火烧身。因此，他一面加紧审讯水容、魏云姌、水云烟等要犯，深挖其罪行，固定证据，罗织罪证；另一面，则继续不动声色地推行着他那“放长线钓大鱼”的精密计划。
他多次于值房深夜秘密召见贾环，对其耳提面命，细细交代每一个细节，揣摩每一句对话可能引发的反应。
于是，诏狱那阴暗潮湿的深处，时常能看到贾环这位“指挥使内弟”、“陛下钦封六品武官”的身影。他或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单独关押魏云姌的牢房外，趁守牢力士“不备”，低声快速传递着“荣国府贾赦大人正在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的信息；或是提着丰盛的酒肉“犒劳”守牢的力士，言语间流露出对北静王府旧人，特别是女眷的“同情”与“关照”，嘱咐他们莫要太过苛待。
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举动，都被巧妙地渲染放大后，通过特殊渠道，一丝不落地传递到了某些时刻关注着诏狱动向的有心人耳中。
李珩的目的明确而冷酷：他要充分利用魏云姌这个“黑袍”，作为关键诱饵，不仅要榨干她脑中所知的关于忠顺王李承烨的所有情报网络、藏匿据点、资金往来，更要通过她，逼得远遁在外的李承烨方寸大乱，甚至诱骗他将最倚重、隐藏最深的另一心腹——“玉狐”，主动送到他的罗网中来，当然，他也在想办法，让玉狐自己站出来。
他让贾环一步步骗取魏云姌的信任，最终成为向李承烨传递“希望”与“营救计划”的致命渠道，引着那位穷途末路的王爷一步步走向精心布置的最终覆灭。当然，演戏只有“红脸儿”的角儿不够，还需要有“黑脸儿”的来配合。那“黑脸儿”自然只有李珩亲自担任了。于是，他三番五次进入牢房，一次次将魏云姌强行占据，让魏云姌恨不得立时就能从这魔窟里逃出去。
就在李珩全心扑在审案、查案、继续布局推动新政，甚至连内阁都无暇多顾，眼见一切艰难却正一步步向着有利方向推进之时，一个他早有预料却依旧觉得无比麻烦和厌恶的变数，终于因太子李景明那点狭隘自私、不识大局的心思而发酵、膨胀，最终惹出了难以收场的祸端。
太子李景明居于东宫，眼见李珩权力日重，威望日隆，不仅破获贞妃勾连刺客，北静王窝藏叛贼，查抄了北静王府这等大案，立下泼天大功，深受父皇赞许。还雷厉风行整顿地方，使得朝廷权威得以迅速伸张。这本该是巩固国本、稳定江山的好事，但在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太子看来，却全然是李珩在揽权逞威，功高震主，丝毫未将他这个储君放在眼里。加之身边一群只会阿谀奉承、搬弄是非的谗臣近侍不断煽风点火，太子的嫉妒与不安日益炽盛，如同毒蛇般啃噬着他的理智。
他不敢直接对抗皇帝的意志，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阻拦锦衣卫办案，便开始利用其储君的身份，在各种细枝末节上屡屡给李珩使绊子，上眼药。在小范围的朝议上，对李珩的举措提出种种吹毛求疵、罔顾事实的质疑；甚至暗中授意一些依附于东宫的御史言官，捕风捉影，罗织罪名，连续上奏弹劾李珩“行事酷烈”、“有伤天和”、“恐惹民怨”。更是暗中督促温玉安、陈观澜等抓紧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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