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坚的别业在长安城东十里外的白鹿原上，依着一片矮坡而建，青砖灰瓦，门面不大，可院子很深，种着几十棵老槐树。狄仁杰和李元芳到的时候天刚亮，雪停了，日头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槐树枝头的冰凌上，亮晶晶的像是挂了一树琉璃。门房通报之后，裴坚亲自迎了出来。他六十出头，瘦高个，花白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棉袍，看起来不像个致仕的二品大员，倒像个乡下的教书先生。
“狄大人一大早登门，想必不是为了赏雪。”裴坚笑着拱了拱手，把狄仁杰让进了正堂。堂内陈设简朴，四壁摆满了书架，架上全是案卷和古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年纸张的味道。宾主落座之后，狄仁杰开门见山。
“裴大人，晚辈此来是为了打听一桩二十年前的旧案。”
“哪一桩？”
“陇右道军器监弓弦调包案。”
裴坚端茶的手微微一顿，杯盖碰着杯沿发出一声轻响。他把茶盏放回几上，沉默了片刻，然后叹了口气。“二十年了，我以为那件案子早就没人记得了。”
“有人记得。”狄仁杰把曲大被杀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包括血灯笼、铁钩剜心、木盒里的四张炭笔画。裴坚听完，脸色沉了下去，手指在膝盖上来回搓着，像是在按压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曲大。我记得这个人。”裴坚的声音低沉下来，“他是军器监皮作房的匠头，手艺极好，经他手做的弓弦、皮甲、马鞍，在陇右军中都是抢手货。当年那桩案子发的时候，他是第一批被收押的工匠之一。可审了半个月，什么也没审出来——他只管做皮具，弓弦调包的事他说他不知情。”
“他真不知情？”
裴坚看了狄仁杰一眼，嘴角露出一丝复杂的笑意。“狄大人，你审了一辈子案子，应该知道有一种人，他也许没有亲手做恶，但他一定知道些什么。曲大就是这种人。他知道弓弦被人调了包，知道是谁干的，可他不敢说。为什么不敢？因为那批弓弦调包的事不是一两个人能办成的，背后牵涉到军器监的官员、押运的军士、验收的校尉，甚至还有朝里的人。曲大一个小小匠头，他要是说了，不出三天就会死在牢里。所以他咬死了不知情，我们拿他没办法，关了一阵子就放了。放了他之后，他当天就从陇右道消失了，没想到他跑到长安做灯笼来了。”
“当年那批弓弦被调包，到底是怎么回事？”
裴坚站起身，走到书架上翻出一卷泛黄的案卷，摊在桌上。案卷的封面已经磨损得厉害，边缘卷起了毛边，上面写着“陇右道军器监弓弦案”几个字，字迹端正有力，是裴坚自己的手笔。他翻开案卷，指着一页记录让狄仁杰看。
“神功元年秋，朝廷征调陇右军出击吐蕃。陇右军把武库里最好的两千张弓全领出来，配了新造的弓弦，整装待发。可上了战场，弓弦一拉就断，两千张弓当场废了一半。没了弓箭，士兵只能拿刀跟吐蕃骑兵肉搏，那一仗死了上千人。后来朝廷派人查，发现武库里的弓弦被人调了包——原本是牛筋弦，被人换成了麻绳刷胶的假弦，外观一模一样，可拉力差了十倍不止。”
狄仁杰看着案卷上的记录，眉头皱了起来。“两千根弓弦，不是小数目。要在武库里把真弦换成假弦，至少需要军器监内部的人配合，还需要假弦的制造者、押运途中的内应、验收时的放水者。这是一整条线，查到最后，抓了多少人？”
裴坚伸出三根手指。“三个。一个军器监的库房看守，一个押运的队正，一个验收的书吏。都是小鱼。真正的大鱼，一条都没抓住。”
“为什么？”
裴坚合上案卷，重新坐回椅子上。他的背微微佝偻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二十年。“因为那批假弓弦的制造者死了。他是军器监的工匠，姓樊，叫樊敬堂。假弦就是他做的，麻绳刷胶的法子也是他想出来的。我们查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在了自己家里，上吊死的，留了一封遗书，说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和任何人无关。他死了，线就断了。我们明知道背后还有主使，可拿不到证据，只能结案。”
狄仁杰沉默。樊敬堂——这个名字他是第一次听到，可这个名字很关键。樊敬堂是假弦的制造者，他死了，案子就断了。曲大是军器监的皮作匠头，他知道内情可不敢说，躲在长安做了二十年灯笼，最后还是死了。这两个人的死，相隔二十年，可死法截然不同——樊敬堂是上吊，曲大是被铁钩剜心。如果这是一场复仇，复仇的对象应该是当年参与调包的人。曲大只是知情不报，不是主谋，为什么凶手第一个杀的是他？
“裴大人，当年军器监皮作房里，除了曲大和樊敬堂，还有哪些工匠？”
裴坚想了想，又翻了翻案卷。“皮作房一共有五个匠头，樊敬堂是管弓弦的，曲大是管皮具的。还有三个人——一个管鞣皮的，叫马三刀；一个管裁料的，叫赵铁头；一个管缝制的，叫孙老九。这五个人是军器监皮作房的核心，那批假弦要造出来，五个人缺一不可。可审问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知情，只有樊敬堂一个人顶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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