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九说出“月氏人”三个字的时候，狄仁杰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咯噔响了一声。月氏人——上一个案子里，月氏人的网从大慈恩寺铺到了白衣庵，从荐福寺铺到了白马寺，最后揪出来的龛主是个于阗来的假和尚。那个案子刚结了没几天，月氏人又出现在这桩新案子里。他不信巧合。这两件事之间一定有某种他还看不清的联系，像两条暗河在地底下交汇，他听见了水声，还没找到洞口。
孙老九裹着破棉袄蹲在船板上，河风吹得他花白的头发乱成一团。他把衣领重新拢好，遮住胸口那道针脚缝成的旧伤疤，手指还在微微发抖。狄仁杰蹲在他面前，压低声音问他。
“你说那个女人是月氏人，你怎么知道？”
孙老九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她自己说的。她剜我胸口的时候，嘴里一直在念经，念的不是汉话，是月氏话。我在军器监的时候听过这种话——凉州那边有不少月氏人，吐蕃人打过来以后逃难过来的，口音和汉人不一样，舌头卷得厉害，像含了颗石头。她念的是什么我听不懂，可她念完了，刘士则问她一句‘念够了没有’，她回了一句‘够了’，那两个字就是月氏口音，很重，一听就知道。”
“她多大年纪？”
“二十年前看着很年轻，十七八岁的样子，身量不高，瘦瘦小小的。可她的眼睛很老，看人的时候像看一个死人。我活了半辈子，没见过那么冷的眼睛。”
十七八岁。二十年前十七八岁，现在应该三十七八岁了。左眼角有一颗泪痣，月氏人，手很稳，剜肉的时候像在绣花。这些特征拼在一起，像一个模糊的影子在狄仁杰脑子里晃了一下，可他没有急着去抓。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女人的身份，而是孙老九的安全。
“你这二十年，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孙老九摇头。“没有。我躲在灞河边打鱼，连城里都很少去。马三刀和赵铁头也在长安，我知道，可我不敢去找他们。我怕一走动，就被人盯上。这二十年我每天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船头上这盏灯笼我挂了十二年，不是为了照亮的——是为了提醒自己，曲大还活着，灯笼还在，我就不是最后一个。”
曲大。孙老九知道曲大也在长安，他船头这盏灯笼是曲大做的。他挂着它，是在等一个信号。曲大死了，灯笼灭了，信号断了。
“你认识何瘸子吗？”
孙老九愣了一下。“何瘸子？认识。他是个老叫花子，常在渭河边上讨饭，有时候走到灞桥这边来，我给他几条鱼，他就蹲在桥头烤着吃。他左脚是瘸的，走路拄一根柳木棍子，说话疯疯癫癫的，嘴里老是念着一些听不懂的词。有一回他喝多了酒，跟我说他以前也当过兵，上过战场，后来腿被人打断了，就流落到了长安。我问他哪一年的兵，他说神功元年。”
神功元年。那一年吐蕃人攻打陇右，何瘸子上了战场，腿被打断了。如果他的腿是在战场上断的，那他就是一个战败的伤兵，和弓弦调包案有没有关系？狄仁杰的脑子飞快地转着，他把孙老九从船板上拉起来，声音压得很低。
“你听我说，曲大死了，马三刀也死了，赵铁头被人砸烂了左手，就剩你还活着。凶手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你——或者是何瘸子。你现在跟我回大理寺，在我抓到凶手之前，你哪里都不能去。”
孙老九的脸又白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船篷里，犹豫了一下，钻进去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出来，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把旧剪刀。他抱着包袱跳上岸，跟着狄仁杰上了马车。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只有车轮碾过冻土的嘎吱声和河面上传来的冰裂声。
狄仁杰坐在马车里，对面就是孙老九。这个打了二十年鱼的老头缩在车厢角落里，抱着包袱，低着头，像一只被捞上岸的老龟。他的手指一直摩挲着包袱的边角，指甲缝里的鱼鳞光在昏暗的车厢里一闪一闪的。狄仁杰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从刚才就一直悬在他嗓子眼里，现在终于问了出来。
“孙老九，当年樊敬堂造假弦，是你缝的羊皮套子？”
孙老九的肩膀抖了一下。“是。是我缝的。樊敬堂用麻绳刷胶做了假弦芯子，曲大鞣了羊皮，马三刀割了皮样，赵铁头打了铁钩子，我把羊皮缝成套子裹在麻绳外面。做出来的假弦和真弦一模一样，不割开看根本分不出来。我们五个人，一人一道工序，缺了谁都做不成那批假弦。可樊敬堂说这是军器监正监刘士则下的单子，是朝廷的密令，让我们别多问。我不敢多问——我只是个匠人，上头的官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什么时候知道那是假弦？”
孙老九的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仗打完以后。战场上死了上千人，消息传到军器监，我们五个人都傻了。樊敬堂当天晚上就吊死了——不是畏罪自杀，是刘士则派人把他吊上去的。他留的那封遗书也是刘士则的人写的，我在隔壁亲眼看见他们把樊敬堂的尸体挂上房梁，把遗书塞进他怀里。我想喊，可我不敢。我要是喊了，下一个被吊上去的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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