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四月三日，春寒犹烈的草原上，战争的闷雷终于炸响。巴布扎布的前锋，直扑昭乌达盟与锡林郭勒盟交界处的重要据点——大王庙（今克什克腾旗境内）。
此地驻守着民国陆军部新近编练的骑兵第一团一部，团长姓刘，是北洋陆军学堂出身，满腹新式操典，却严重缺乏对蒙作战的实际经验，更对敌情之严重、敌手之凶悍一无所知。
探马飞报发现大股蒙骑逼近时，刘团长先是惊疑，随即又有些莫名的亢奋，认为这是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并未选择依托大王庙的简陋工事进行防御，而是决定“迎头痛击”，亲率主力前往六十里外的锡林河畔布阵，试图“以堂堂之阵，挫彼虏锋”。
这是一场典型的误判导致的灾难。巴布扎布的骑兵并未如刘团长预想的那般进行呆板的正面冲锋。
他们充分利用了草原的广阔与己方的机动优势，先以少量骑队诱敌，将略显臃肿的北洋骑兵团主力引出预设阵地，随即主力分成数股，从侧翼和后方进行高速迂回包抄。
这些蒙古骑兵在马背上矫健异常，枪法精准，更兼有一股亡命之徒的悍勇，与乌合之众的土匪或昔日衰弱的蒙古兵截然不同。
战斗从午后开始，不到两个时辰，新练骑兵第一团便陷入了重围。刘团长调度失措，命令前后矛盾，部队很快被分割、冲散。
战场上枪声激烈，马嘶人喊，血肉横飞。这支被寄予厚望的新军，在战术灵活且抱着南下劫掠扩张野心的外蒙军面前，几乎是一触即溃。
黄昏时分，战斗结束，骑兵一团主力伤亡殆尽，溃不成军，团长本人也在乱军中失踪，生死不明。
大王庙门户洞开。残存的守军与文职官员惊恐万状，连夜弃守，准备向东南方向的多伦诺尔溃退。得胜的外蒙马队岂肯罢休，一路衔尾急追，马蹄声如催命鼓点，响彻初春的荒原。眼看又一场屠杀即将上演。
危急关头，一支意料之外的部队如神兵天降，挡住了追兵。这正是由副统领常德盛率领的毅军一部。
毅军，这支仍保留着旧式营哨编制、由热河都统姜桂题统带的部队，其驻防范围本就涵盖热河至辽西走廊。他们虽非北洋新军那般装备精良、编制新颖，但多年戍边剿匪，实战经验丰富。
常德盛此人，行伍出身，打仗油滑机警，他并非专为救援而来，乃是例行巡防至经棚附近，忽闻大王庙方向枪声大作、败兵如潮，立刻判断出大事不妙，当即下令所部四个营紧急驰援，并亲自带领精锐马队前出接应。
在距经棚约四十里一处名叫沙托子的丘陵地带，常德盛敏锐地发现了追击蒙骑的队形因获胜而略显散乱轻敌。
他果断下令设伏：将步兵隐蔽于两侧坡后，马队稍作示弱后退。追得兴起的外蒙前锋不知是计，一头撞入伏击圈。顿时两侧枪声齐发，火力密集，冲在前面的蒙骑人仰马翻。
常德盛趁势率马队反冲锋，毅军士卒打法硬朗，与蒙骑混战一处，毫不落下风。外蒙军遭此突袭，前锋受挫，又见对方援军似乎不少，且地形不利，恐有更多埋伏，首领只得恨恨下令停止追击，收兵后退。
沙托子一战，规模不大，却意义重大。常德盛的毅军不仅成功接应了大王庙溃退下来的残兵，更挫动了外蒙军连胜的锐气，迫使松木彦、巴布扎布暂停了疾风骤雨般的追击，为后方布防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消息如同野火般迅速传开。大王庙惨败，新练骑兵一团几乎覆灭，外蒙大军并非“零星窜扰”，而是至少数千人的主力部队，且战力强悍，战术灵活！这一连串的坏消息，终于像一盆冰水，浇醒了北京军政高层部分人的轻敌迷梦。
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外蒙军的行动显然有沙俄在背后支持，而此刻南方因宋案引发的政治危机正在顶峰，袁世凯政府的主要精力与精锐部队，必须用于防范可能爆发的内战。北疆之战，绝不能扩大，不能演变成与俄国代理人的全面冲突。
就在沙托子战斗结束的次日，数道紧急命令从北京发出。其中一道，给正在河南一带率部征剿土匪白朗的热河都统、毅军军统姜桂题：“北疆事急，蒙匪大股南犯，热河吃紧。着该都统即刻移交剿匪事宜，返承德坐镇，统筹热河防务，阻敌南下！”
另一道，则是给吉林的江荣廷和奉天的张锡銮：“据报，有蒙匪大股窜入昭乌达盟，热河驻军正在堵剿。着你部并奉天方面，严密戒备洮南、辽源一线，巩固边防，勿使匪氛东窜。然需持重，非有明令，不得越境浪战，以免事态扩大。”
姜桂题接到电报，不敢怠慢，将剿匪指挥权匆匆移交副手，自己只带亲随卫队，日夜兼程赶回承德。回到都统署，他甚至来不及洗去风尘，立刻召集麾下将领。除了已在林西、经棚前线的常德盛，毅军主要将领如左路统领米振标、右路统领张殿如等皆奉命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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