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生新左卫门是被一声嚎叫惊醒的。
不是惨叫，是那种憋了太久终于憋不住、从肺腑深处炸出来的嚎叫——像溺水的人终于冒出头，第一口吸气吸得太猛，把海水和空气一起呛进气管。
“风——！！！”
那声音从甲板上砸下来，穿过舱板的缝隙，扎进柳生的耳朵里。他躺在那里，脑子还没醒，身体已经先动了。
他撞开舱门。
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比他记忆中更烈。他在船舱里躺了太久，眼睛被这光刺得生疼，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眯着眼，用手挡着光，踉跄着爬上甲板——
然后他看见了。
风帆。
那张挂了十几天、像死鱼肚皮一样耷拉着的帆，此刻正在鼓起来。
一点一点。
布面从松弛到绷紧，从下垂到饱满，那过程慢得像慢镜头，但每一寸变化都清清楚楚。柳生盯着那张帆，盯着那些被海风吹得微微颤抖的帆布纤维，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东西。
风。
真的有风了。
他张开嘴，想喊点什么，但嗓子干得像砂纸，一个字都挤不出来。他只是站在那儿，让那阵风吹在脸上，吹在干裂的嘴唇上，吹进那些被汗和盐腌透了的毛孔里。
凉。
是凉的。
不是赤道那种黏稠的热，是真的、凉的、活的风。
甲板上已经炸了锅。那些躺了十几天的划桨手、水手、武士，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出来，像雨后从土里钻出来的虫子。有人跪在甲板上哭，有人抱着桅杆笑，有人趴着把脸贴在鼓起的帆布上，像贴着情人的脸。
柳生听见有人在喊：“动了！船动了！”
他低头看船舷。海水正在往后流。不是那种洋流裹挟的漂，是真的、被风吹动的、属于自己的速度。
船在走。
他终于喊出来了。声音劈了，哑了，但确实是喊出来的：
“升帆！全帆！别他妈愣着！”
那些人像被这一嗓子抽醒了，连滚带爬地冲向帆索。没有人有力气，没有人不虚弱，但那些手都还在动，那些腿都还在跑。
柳生站在船头，看着那些人，忽然想笑。
这帮家伙，十天前还在哭北极星没了，五天前还在问小笠原到底在哪儿，三天前还在盯着他看——那种眼神，他不敢回想。那是“你真的知道路吗”的眼神。
现在他们不看了。现在他们只盯着那张帆。
柳生也盯着那张帆。
然后他看见了飞鱼。
不是一条两条。是一群。银色的影子从船侧的海面下窜出来，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再砸回海里，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成一片碎光。
越来越多。
柳生眯着眼，看着那些飞鱼，心想：有风就有鱼，有鱼就有活路。这是个好兆头——
然后他看见了那只鸟。
不，那不是鸟。
那东西站在一块浮木上，黑白两色，胖墩墩的，翅膀短得像两片鳍，正歪着头看着船。
柳生的瞳孔猛地一缩。
企鹅。
他认识这东西。上辈子在纪录片里看过，在动物园里见过，在表情包里存过。那是企鹅。那是南极才有的东西。
可这里是赤道。
他站在赤道上，看见了一只企鹅。
柳生的脑子转得飞快。加拉帕戈斯——对，加拉帕戈斯企鹅。世界上唯一生活在赤道的企鹅。因为秘鲁寒流，因为洋流，因为那些他上辈子在课本上背过的、现在一个字都想不起来的原因。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
这里有企鹅，就意味着这里有岛。
意味着附近有陆地。
意味着他们不用死在海上。
那只企鹅歪着头看了一会儿船，然后一头扎进海里，消失在水面下。没过几息，水面炸开，一群飞鱼从海里窜出来，企鹅那张黑白色的脑袋从另一处冒出来，嘴里叼着一条还在甩尾巴的飞鱼。
柳生看着那画面，忽然笑了。
那笑不是挤出来的，是真的从胸腔里涌出来的，带着这些天所有憋着的恐惧、绝望、伪装，全都化成了这一声笑。
他转身，往舱室跑。
舱室里闷热得像蒸笼，但他顾不上。他扑向那个木箱——那个瓦利尼亚诺临行前塞给他的木箱。神父说，殿下赏的，拿着解闷。他当时没在意，随手扔在舱角。
现在他掀开箱盖，看见了那把琴。
小提琴。
一百零一年前定型的东西，在意大利的克雷莫纳，被安德烈亚·阿马蒂那帮人鼓捣出来的东西。瓦利尼亚诺给的这把，是葡萄牙人从里斯本带来的，据说是制琴名师的学生做的，音色如何他不知道，他只知道——
它是一把小提琴。
他伸手把琴拿出来。
琴身很轻，木头的纹理细密，漆面泛着暗红的光。他把它架在肩上，左手搭上琴颈——然后他顿住了。
琴颈太短。
他上辈子学过几年小提琴，知道现代琴颈是什么样——加长，后仰，为了让高把位更好按，为了更大的张力。可这把琴的琴颈，几乎没什么后仰角度，就这么直直地伸着，短得像儿童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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