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仿佛凝固。曹髦感到冰冷的刃锋刺破衣袍，没入胸膛，随后是滚烫的剧痛炸开。他低头，看见戟尖从自己后背透出，带出一蓬鲜红的血雨，在烈日下显得异常刺目。
世界的声音迅速远去。他最后看到的，是洛阳五月那一片白晃晃的、无情而刺眼的天空。
十九岁的皇帝，毙于南阙，血染御道。
……
第一个扑到御辇旁的，是司马孚。
老人的紫袍下摆立刻浸在温热的血泊里，他颤抖着脱下自己的外袍，盖在曹髦渐渐冰冷的躯体上。这个动作近乎本能，是一个历经五朝的老臣，面对君上横死时残存的肌肉记忆。然后，他极其缓慢、庄重地，将曹髦的头颅移至自己膝上——“枕尸于股”。这是仪式，是表演，是做给天下人看的姿态。正午的阳光毫无遮蔽地照射着这一幕，将血迹、泪水、老人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照得清清楚楚。
当他触摸到少年天子迅速失去温度的皮肤的刹那，一股混杂着巨大荒谬、深切羞愧和某种迟来恐惧的洪流，冲击着他八十一岁的灵魂。一个尖锐的声音在他脑中嘶鸣：“叔达，这就是你与仲达一路扶持家族，所要抵达的终点吗？光天化日，御道喋血！”
但另一个更冷静、更务实的声音立刻压倒了情绪：“哭。必须哭出来。哭得足够真，让这朗朗乾坤都看见。”
于是，他仰起头，对着那轮惨白的烈日，老泪纵横，嚎啕之声响彻血腥的广场：“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哭声里的悲痛有几分是真？或许真有几分，为这彻底崩塌的秩序，为这染血的、他曾效力一生的“魏”。但“臣之罪”这三个字，更是精巧的政治定性——将惊天的“弑君”，悄然转化为“老臣未能匡扶”的道德过失与失职。他在为真正的凶手，铺垫下台阶。阳光晒得他额角冒汗，混入泪水，一片狼藉。
很快，他被“请”到了晋公府内室。
这里阴凉许多，但气氛凝重如铁。司马昭脸色罕见地带着一丝苍白，贾充、钟会肃立一旁，窗外的光线被竹帘滤成一道道，切割着室内的昏暗。
“叔父……”司马昭先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今事急矣，如之奈何？”
司马孚沉默良久，目光扫过贾充，才缓缓道：“公闾（贾充字），南阙之前，你可曾有一瞬，想起武皇帝待我等臣子之恩？”
贾充面色陡变。司马孚此言，一石三鸟：在司马昭面前敲打这条过于锋利的“恶犬”；将部分罪责导向执行者；也向在场所有人表明，他司马孚心中，仍存有“魏臣”之念的底色，这是他个人的道德防火墙。
他不再看贾充，转向司马昭，声音低沉却清晰：“子上，当务之急，非论对错，而在善后。陛下须以王礼葬，主凶必须明正典刑，以塞天下悠悠之口。”他顿了顿，“至于朝局……需要一个能让旧臣们下得去的台阶。”
他不再提追究主谋。他明确了自己在此局中的新角色：不是追责者，而是司马氏权力的修补匠与道德缓冲阀。
司马孚不再提追究主谋。他明确了自己在此局中的新角色：不是追责者，而是司马氏权力的修补匠与道德缓冲阀。话已至此，他知道自己该做的“姿态”已经做完，剩下的具体善后，尤其是那些必定沾血的肮脏决策，他这位“大魏纯臣”不宜在场目睹。
他略显疲惫地揉了揉额角，对司马昭缓缓道：“子上，老夫年迈，骤闻大变，心神俱损。陛下的身后事……礼数上老夫需亲自过问一二，以免再生差池。此处大事，你与诸公商议定夺便是。” 这番话给了他一个得体退场的理由——既表明自己关心“礼数”和“陛下身后事”（这是他“忠臣”人设的延续），又巧妙地避开了即将开始的、关于如何具体处置弑君者与政敌的商讨。
司马昭立刻领会了叔父的用意，这正是他们之间无需言明的默契。他起身，恭敬道：“叔父劳心，万万保重身体。此处之事，侄儿会妥善处置。”
司马孚点点头，不再看贾充或钟会，拖着似乎更显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出了这间气氛压抑的内室。门在他身后合上，隔绝了内里即将掀起的另一场风暴。
几乎就在司马孚离开后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外间便传来一阵激烈的喧哗与甲胄摩擦的阻拦声。
“让开！我要见司马昭！”
是陈泰的声音。那声音嘶哑、悲愤，穿透门扉，砸在室内每个人的耳膜上。
司马昭与贾充、钟会交换了一个眼神。该来的终究来了，而且是以最激烈的方式。司马昭微不可察地点了下头，钟会便示意卫兵放行。
门被猛地推开。尚书左仆射陈泰站在门口，他未着官服，而是一身粗糙的麻布孝衣，披散头发，双眼赤红如血，仿佛从得知噩耗的那一刻起，血泪便未曾干过。他看也不看钟会，目光如淬火的刀子，直刺坐在主位的司马昭，继而狠狠剐过一旁的贾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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