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一点吃饭，高粱米饭半生不熟，一锅豆腐汤。饭后，大伙儿躺在铺上休息，有的想上天津街逛街。老甘头“嗷”地一声：“驴操的这不是挺尸房，起来干活！”“母狗子叔叔”董亮睡着了，被老甘头一铁锤打在脚骨上，“嗷”地一声跳起来，夹起行李卷一瘸一拐往外跑，以为当盲流被“联防”端了老窝。
大伙儿去山上工地搬石头，刚下过雨的黄泥地上一跐一滑。这里的黄泥死皮赖脸，在脚上粘了两个大泥坨子，往树上蹭就粘在树上，用铁锨刮粘在铁锨上。
大伙儿从下午一点半搬石头，都滚成了泥猴子，晚上六点半收工。
大家如同囚犯遇上大赦，吃完饭一窝蜂挤在水龙管子下面冲洗，想好好睡一觉。众人又打错算盘，晚上七点半钟还得干活，拿铁锨到工地挖地基。
在小西山往下挖半个人深，才能见到一锨深的黄泥，再往下是酥石棚。大连的黄泥层挖一个人深还不见底，粘锨甩不掉。在雪亮的电灯下，谁想偷点儿懒喘口气，被老甘头发现，骂轻了老祖宗在地底下发烧，重了就得挨锤子。
晚上十点钟回来，大家顾不上洗一洗，有的连衣裳都不脱，一头倒在板铺上枕着铺盖卷，呼呼就睡，天塌地陷都不知道。自来水冰凉，我常年洗冰水不怕凉，在外面阴暗的路灯下面，脱光了衣服冲洗。我让凉水一激，没有半点睡意。
脑袋被树撞出饭碗大的血包，像长了个皮枕头，一沾板铺钻心疼。我的腰虽然被扳直，只说明两截身子还连在一块儿。里面被撕裂的组织渗血发炎，后腰暄乎乎地肿起老高。搬石头挖地基什么都顾不上，一闲起来不敢弯腰不敢下蹲，一动弹疼的浑身冒虚汗。我突然感到发冷，不住地伸懒腰打哈欠，不解乏也睡不着觉，心“崩崩”跳。我知道坏了，伤处发炎发高烧，不养几个月不能痊愈。
我下了决心，哪怕腰真的两截了也要坚持到底，死也要死在大连。
整座大仓库里面，只有老甘头一个人不睡觉。他单独一张床，靠墙角，床腿用砖头垫起一尺高。他高高地坐在床上抽烟，对屋子里的情况一目了然。
我好不容易伏下身子，在铺底下提包里，抓了本书悄悄出去。
我倚在大仓库旁边一根水泥杆子上，借着昏暗的路灯看书。临行前，父亲让我带上课本，没事抓紧复习，万一被大队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好有个准备。我当时差点儿笑出声，哪怕全盐场的人都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剩下一个人肯定是我。毕业那天，我的课本和书包都让我扔了，只带了几本闲书应付。
那是本破案集锦，书名叫《金色的盾牌》，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个作者叫“董超”，我在中间用黑笔画个“云”字，拿给发小们看。我说：“咱小西山出了个作家，这是董云超写的书。”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大伙儿再见到董云超高山仰止。人怂货囊的他被调到大队当团支部书记，在杨树房娶回个媳妇。
老甘头蹑手蹑脚出来，用锤子照我脑袋拍了一下，顺便划了一下。他锤技精湛，锤子底恰到好处地把后脑勺的血包拍破，锤子尖顺便划破额头。
从我后脑勺淌下来的血水冷冰冰，顺头发茬流进后面脖领子里。额头上的鲜血从脸上淌下来，小虫子一样痒痒的，顺着下巴嘀嗒到我的胸前。
爷爷用连枷暴打董万金，半点都没沾到便宜，此刻都让老干头用一把小锤儿，在孙子的脑袋上找平。铁石心肠的老甘头，见了我的惨象无动于衷。
我的脑袋一定成了血葫芦，我跃跃欲试，真想夺下锤子敲碎他的脑袋。
我忍住了，在昏暗的路灯下和他对峙。老甘头率先打破寂寞，笑眯眯地小声问：“你还看书吗？”我笑得咬牙切齿，说：“看。”他把手里的锤子举起来，看我目露凶光，又放下来，说：“你看多长时间书，就得多挖多长时间地基。”我毫不犹豫：“我看三个小时。”他说：“你耽误干活怎么办？”我说：“我能看书就能干活。”他轻蔑地说：“你戴得起手表吗？怎么记时间？”我说：“我没有手表，但是心里有数，沾一分钟的便宜，多干三个小时的活。”
老甘头转身回去，一动不动地站在仓库门口，一直在监视我。
我还带了《虹南作战史》《激战无名川》《江畔朝阳》《桐柏英雄》《分界线》等长篇小说。我去水龙管子下面，把被血水粘成一缕一缕的头发洗干净。我根本看不下去书，也不知道疼，只和老甘头较劲，熬个你死我活。
下半夜，老甘头熬不住了，打着哈欠回去睡觉。
我嘴对着水龙头不住灌凉水，尿比灌下去的水都多，道边都让我尿的发了河。大连比小西山热出一个节气，我一边尿一边出汗，浑身透湿。不知不觉烧退了，脑袋和腰部的疼痛减轻许多。我慢慢地下蹲、哈腰，早上还得干活。
这一晚上我想了很多。我想起董家的祖祖辈辈，小西山的老老少少，一茬茬光棍们的境遇，子孙后代的前途命运，还有眼下的处境……冰凉的泪水，像一根根冰溜子，冻结在我的脸颊上。我用手抹了一把，知道不是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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