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头的右耳背了整十年零三个月。
那是二零一三年深秋，纺织厂最后一台梳棉机报废的前一天，他蹲在机器底下紧螺栓，轰鸣声突然炸得耳膜生疼，像有无数根细针顺着耳道扎进脑子里。后来车间主任领着他去医院，穿白大褂的医生拿着亮闪闪的仪器照了半天，说听觉神经永久性损伤，右耳听力只剩三成，左耳倒是还算完好，能听清三米外蚊子振翅的频率。那时候他还没退休，每天戴着厂里发的旧耳塞上班，直到五年后老伴走了，他干脆搬回老城区的居民楼，一个人守着三楼那套六十平米的老房子，左耳便成了他夜里唯一的“伴儿”，能听见楼外老槐树叶落在水泥地上的“沙沙”声，能听见一楼王大爷的老式座钟敲到凌晨三点的“当当”声，还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里“咚咚”跳着的，越来越慢的节奏。
这栋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砖房，一共五层，住的大多是和他一样的退休老人，白天楼道里飘着煤炉烧开水的糊味，夜里静得能听见墙皮脱落的声音。直到上个月十五号，楼下二楼搬来一对年轻夫妻。
搬来那天是个阴雨天，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雨丝细得像牛毛，黏在玻璃上成了一片雾。张老头趴在阳台栏杆上往下看，左手攥着老伴留下的竹制痒痒挠，那是他这些年的习惯，只要站在阳台，总得攥点东西在手里，像是怕风把自己吹走。楼下单元门口停着辆破旧的三轮车，男人穿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弯腰搬一个缠满黄色胶带的大纸箱，箱子棱角处的胶带裂了缝，露出里面一点明黄色的纸角，像是祭祀用的黄纸。女人裹着件深灰色的围巾，围巾绕了三圈，把半张脸都埋在里面，只露出一双眼睛，睫毛湿哒哒地垂着，却直勾勾地盯着台阶上的青苔，一动不动，像是在数砖缝里长了多少根草。
两人没说话，连搬东西的动静都轻得诡异。男人搬纸箱时膝盖弯得很低，脚步放得极缓，纸箱蹭过三轮车边缘时没发出一点声响；女人手里拎着个黑色的布袋，袋子口扎得很紧，她走一步停一下，头埋得更低，像是怕袋子里的东西掉出来。张老头看得有些发愣，他在这楼里住了二十多年，见过无数次搬家的场景，年轻人搬新家，总会吵吵嚷嚷地叫外卖，孩子在楼道里跑着闹着，连笑声都能飘到三楼。可这对夫妻，倒像是在偷东西，每一个动作都透着“怕”，怕惊醒了楼里的什么。
风裹着雨丝吹过来，张老头打了个寒颤，刚想缩回脑袋，女人忽然抬起头，正好对上他的目光。那眼神冷得像冰，没有一点温度，瞳孔里映着铅灰色的天，像是两口深不见底的井。张老头心里“咯噔”一下，手不自觉地攥紧了痒痒挠，竹片硌得掌心生疼。女人没移开目光，就那么盯着他，直到男人搬完最后一个箱子，轻声喊了句“走了”，她才低下头，跟着男人走进单元门，围巾下摆扫过台阶，带起一点青苔的碎屑。
头半个月倒没什么异常。
张老头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先给老伴的遗像上柱香，再煮一碗面条，卧一个荷包蛋，老伴活着的时候总说，早上吃个蛋，日子才叫“圆满”。吃完早饭他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楼下花坛边，和一楼的王大爷、三楼的李老太一起晒太阳，听他们说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偶尔能看见二楼的男人出门，还是穿那件牛仔外套，手里拎个黑色的袋子，袋子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七点整准时走出单元门，步子很快，从不和楼里的人打招呼。女人则很少出门，只有每天下午四点半会出来倒垃圾，还是裹着那条深灰色围巾，头低着，脚步轻得像猫，倒完垃圾转身就往楼上跑，像是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
李老太跟张老头嘀咕过：“二楼那女的怪得很，上次我跟她打招呼，她吓得手里的垃圾袋都掉了，捡起来就跑，围巾滑下来一点，我瞅着她脖子上有道红痕，像是被绳子勒过。”
张老头没接话，只是想起那天女人的眼神，心里总觉得不对劲。
直到第十七天夜里，那阵歌声，像根细针，扎进了他的左耳。
那天张老头起夜，刚摸到卫生间的门把手，左耳突然捕捉到一阵细细的声音。不是楼下的风声，不是老槐树的树叶声，是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哼一首摇篮曲。
调子很老，是张老头小时候听他娘唱过的：“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声音轻飘飘的，像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又像是贴在耳边哼的，每个字都拖着长长的尾音，尾音里还带着点颤，像是冻得发抖，又像是在哭。
张老头愣了愣，抬手摸了摸左耳，这只耳朵太灵了，有时候夜里连自己的心跳声都觉得吵。他走到客厅，看了眼墙上的挂钟，秒针正好指向十二点整，“咔嗒”一声，和歌声的尾音叠在一起。
“谁家的收音机没关？”他嘀咕了一句，揉着眼睛回了屋。这栋楼的老人都爱听收音机，有时候忘了关，夜里会飘出点戏曲声。可这摇篮曲，太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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