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郭氏兄弟奉诏北返，他独领一军仍势如破竹，唯这八闽首富之邑泉州，竟负隅顽抗。
泉州达鲁花赤燕只不花乃元帝心腹，对劝降使者叱骂不休，口口声声，令宋清杀心大起。
（然宋清未急攻城，先令工匠赶制器械。
此城乃南宋时便雄踞东南的巨邑，元时更为海舶辐辏之地，城高池深，岂容小觑。
马可波罗与伊本·白图泰的旅行笔记都记载了泉州商贸之繁盛，其繁华程度远超当时的亚历山大港。
这座以刺桐港闻名于世的城市成为当时全球最大港口。其海外贸易的兴盛既得益于宋元两代朝廷的重视，也与中亚商贾的经营才能密不可分——尤以着名的蒲氏家族为代表。
自唐时起，中亚商人便陆续航海东来，在东南沿海形成了独特的海商群体，其中以蒲寿庚家族最为显赫。
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族长蒲寿庚成功将泉州港推上世界第一大港的宝座。
但同样因其投机本性，蒲氏家族在元末遭遇灭族之祸，连带泉州城内的商人也遭到元军屠戮。
明太祖朱元璋更特别下诏，禁止蒲氏后人入仕为官。
历史上，蒲家的兴衰与两次叛乱紧密相连。
南宋末年，蒲寿庚几乎垄断了泉州港的贸易。朝廷对其委以重任，足见蒲氏家族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可惜南宋朝廷错付信任，当元军攻陷临安，宋端宗与张世杰退至泉州时，蒲寿庚竟背宋投元。
他下令紧闭城门，屠戮城中南宋宗室，致使血流成河，皇室贵胄沦为贱民。
事后，为安抚民心，蒲寿庚辩称叛变是为保全泉州商民，并因此获得忽必烈重用。
至元末年间，泉州爆发持续近十年的亦思巴奚之乱，这场波斯驻军参与的混战实为各方势力争夺港口控制权所致，蒲氏家族深陷其中。
战乱蔓延福建多地，元廷耗费多年才平定叛乱。
平叛后，元军按例屠城，凡西域人尽歼之，对蒲氏家族更施以极刑，发蒲贼诸塚具五刑而诛之。
明朝建立后，虽改朝换代，但对蒲氏仍严加限制。
朱元璋在洪武七年大赦天下时，特别申明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足见其对蒲氏家族的深恶痛绝。
不过此时叛乱尚未发生，蒲氏家族仍在，且是守城的重要力量。
赛甫丁与那兀纳，这两位高鼻深目的波斯人......
蒲从银是蒲氏家族的现任家主，身具波斯与汉人血统。
他与赛甫丁、那兀纳三人站在城墙上，位于燕只不花身后。这三位都是世袭的蒙元义军万户，掌控着泉州港的地方武装力量，实际军力甚至超过了身为达鲁花赤的燕只不花。
这就是黑旗军，果然是精锐之师。蒲从银眼中难掩震撼。城下的军队士气高昂、纪律严明，行进间井然有序，堪称精锐中的精锐。他转头看向赛甫丁和那兀纳，发现这两人同样面露惊骇，目瞪口呆地望着城下如潮水般涌来的黑色洪流。
燕只不花清了清嗓子，声音略显干涩：诸位大人，报效朝廷就在今日，望诸位全力以赴，阻截黑旗贼攻城。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底气不足。毕竟他接任泉州达鲁花赤还不到一年，手中兵力有限，不得不倚重赛甫丁、那兀纳和蒲从银这三位地方实力派。
泉州真正的军事力量，正是掌握在这三人手中的色目人军队。福建地区民风剽悍，自元朝统治以来，看似温顺瘦小的闽地百姓反抗从未停止。从人口数据可见一斑：元代以前福建人口持续增长，唯独在元代出现停滞。
元初福建就频繁爆发反元 ，元廷 手段极其残酷。史料记载：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沦为丘墟壮士巨族则殄于锋刃。更有元军为邀功而滥杀平民：元军以斩首差次论赏，致有戮平民以为功者。然而残酷 不仅未能扑灭反抗之火，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民变。
从元初到元末，福建百姓的反抗如野草般生生不息。为此，元廷改变策略，大量启用胡人，并废除了宋朝时泉州城不许外侨居住的规定。南宋时期泉州城曾有137万居民，多数为汉人，同时聚居着来自 、波斯、欧洲、犹太、印度、非洲等地的外侨，使用语言达百余种。
到了元代，统治者实行民族等级制度，色目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享有远高于汉人的特权。
汉人惨遭胡人屠戮，财富尽失。
13至14世纪上半叶的元代初期，泉州城内西域商贾多达二十万，占全城人口过半。
当时泉州的外国侨民中，以 人与波斯人势力最盛，人数最多。
这些西域商人倚仗朝廷优待与特权，盘剥汉民，迅速积累巨额财富，涌现众多豪商巨贾。
然而汉人素来受压愈抗，若得温饱安定，反倒易于顺从。
元廷推行排汉政策，胡人横行霸道，福建汉人 此起彼伏。
元末天下抗元烽火四起，福建元廷势力日渐衰微，无力 军，蒙古贵族又多不愿赴闽任职，致使福建 力量大幅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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