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一周
长沙大捷的消息,如同在沉寂的山城里投下了一颗炸雷,激起的声浪久久不息。连日来,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前线的捷报,用尽了所有赞美的词汇。民众的脸上,也一扫往日的压抑,多了几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就连官邸窗外那几株桂花树,似乎也因这胜利的喜悦,将最后的香气,毫无保留地、浓烈地,倾洒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对我而言,这场胜利的余味,却远比桂花的甜香要复杂得多。它混杂着浓重的血腥味,火药的硝烟味,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对未来的深沉忧虑。
那个自称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最终被带到了我的面前。他叫亨利·斯科特,一个三十多岁的美国人,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鼻梁高挺,眼神锐利得像鹰隼。他穿着一身熨烫妥帖的卡其布猎装,与周围略显陈旧的环境格格不入。他身上有一股自信乃至自负的气质,那是属于一个强大、富足、尚未被战火完全灼烧的国度所特有的气质。
“韩将军,很荣幸能见到您。我是亨利·斯科特。”他伸出手,用一口相当流利的中文说道,只是声调有些生硬。
我与他握了握手,他的手掌宽大而有力。“斯科特先生,欢迎来到重庆。”我示意他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徐振国则像一尊沉默的雕像,端着笔记本,坐在我的侧后方。
“将军,整个自由世界,都被长沙的辉煌胜利所震惊。”斯科特的开场白直接而有力,“我的主编特地发来电报,要求我必须采访到这场战役的幕后指挥者。所有人都想知道,装备落后、补给匮乏的中国军队,是如何击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皇军的?这简直是一个军事奇迹。”
他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探究和一丝难以掩饰的怀疑。我知道,在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看来,中国战场上的抵抗,更像是一种悲壮的、绝望的、用人命去填的消耗战,而不是一场可以通过精妙战略取胜的现代战争。
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漂浮的茶叶,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我需要时间,来组织我的语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这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一次重要喊话。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斯科特先生,首先,我想纠正一点。”我放下茶杯,目光平静地迎向他,“长沙的胜利,不是奇迹。奇迹,是上帝的恩赐,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我们的胜利,是用三十万将士的血肉、智慧和钢铁般的意志,一寸一寸,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这里面,没有任何侥幸。”
我的语气很平淡,但斯科特显然听出了其中的分量。他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点了点头:“将军教训的是。那么,能否请您具体谈一谈,贵军所采用的,究竟是怎样一种高明的战术?”
“这不是什么秘密。”我站起身,走到墙边的巨幅军事地图前,斯科特和徐振国也跟了过来。我拿起说明杆,指向湘北那片被无数红蓝线条覆盖的区域。
“我们的战术,可以被概括为十六个字:后退决战,诱敌深入,侧翼迂回,陷敌围歼。”我顿了顿,看着斯科特脸上略显困惑的表情,知道这些方块字对他来说太过抽象。
我换了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斯科特先生,你见过中国北方的炼钢炉吗?那种古老的、用土砖和泥巴砌成的炉子。”
他想了想,回答道:“在一些资料图片上见过。”
“那就好理解了。”我的杆头在长沙城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长沙,就是我们的炉底。它足够坚固,能够承受住烈火的灼烧。而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这三道防线,则是我们为敌人准备的燃料。我们不会在这些地方与敌人死拼,而是节节抵抗,层层消耗。每一次抵抗,都是在往炉子里添加薪柴,让炉火越烧越旺。同时,每一次后退,都是在引诱敌人这块‘顽铁’,不断地向炉膛深处挺进。”
我的杆头,顺着日军的进攻路线,缓缓向长沙移动。
“当阿南惟几的十万大军,被长沙这座‘炉底’死死顶住,进退不得,并且被我们前期的层层阻击消耗得筋疲力尽之时,他们的士气、体力和补给,都已到了极限。这个时候……”我的杆头猛地从长沙的东西两侧,向中心画了两个巨大的弧形箭头,与北面早已后撤的部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我们这些早已埋伏在炉壁四周的‘鼓风机’,就会同时开动,将最猛烈的‘炮火’,灌入炉膛!将这块顽铁,彻底炼成铁水!我们称之为,‘天炉战法’。”
斯科特的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又无比震惊的表情。他看着地图,嘴里反复念叨着:“Heavenly Furnace... A Heavenly Furnace... My God, this is bril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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