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浑然不觉，他弹了弹烟灰，看着李经理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正准备再说几句官场套话把他打发走——忽然，喉咙深处涌上一股奇异的压迫感，像是有根无形的手指卡住了声带。
他清了清嗓子，觉得可能是烟抽多了，便挥了挥手：“行了行了，这事下午再说。今天下午两点，村里开全村大会，讨论小学用地补偿的最终方案，还有其他一些村务。你们基金会也派人来听听吧，听听我们村民的真实心声。”
说完，他背着手，迈着四平八稳的官步离去，皮鞋踩在碎石路上发出沉闷的“咯吱”声，每一步都踏出权力的回响。
他已经想好了，要在下午的全村大会上，当着所有村民和镇里下来指导工作的干部的面，好好“强调”一下施工带来的“问题”，把自己的权威和“为民请命”的形象再树立得高大一些，顺便也敲打敲打这个不识相的基金会。
下午两点，王家村村委会的大院里坐满了村民，黑压压的一片。
头顶的老式吊扇吱呀转动，搅动闷热的空气，汗水顺着人们的脖颈滑落，在衣领上留下一圈圈盐渍。
远处传来狗吠和鸡鸣，混杂着孩童哭闹与老人咳嗽的声音，构成一幅嘈杂而真实的乡村图景。
主席台前架设的话筒发出轻微的电流嗡鸣，像一只蛰伏的昆虫在低语。
人群中，几个年轻人拿着相机和笔记本，神情专注——他们是《城市观察报》的记者，此前曾多次报道基层治理问题。
其中一位女记者林薇，刚刚收到一条匿名推送消息：“今日王家村大会或将披露重大公共事务违规线索，请速前往。”
她并不知道是谁发来的信息，但她记住了那个代号：“Q”。
王建国坐在主席台上，手扶话筒，清了清嗓子。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像干枯的豆子落在铁皮屋顶上。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他声音洪亮，“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个会，主要是谈几件事。第一件，就是我们村的头等大事，曙光小学的建设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能把这么好的项目引到我们王家村，是我王建国和村两委班子努力的结果，也是镇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
他顿了顿，满意地看着台下反应，随即话锋一转：“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施工车辆对我们村道的损坏，这个问题很严重，基金会那边给的赔偿方案，我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因为是慈善项目，就让咱们村集体吃亏，对不对？”
他本想继续说“后续我会据理力争为大家争取最大利益”，可话到了嘴边，却被一股强烈的生理抗拒打断。
“……关于村道赔偿，其实压坏得不严重，花个万把块钱就能修好。”话一出口，王建国猛地一怔，像是被人扇了一耳光。
他明明想说的是“严重影响村民出行”，怎么脱口而出这种实话？
他顿了顿，试图补救：“我……我是说……”
可越是努力掩饰，那股压迫感就越强，仿佛有根无形的手指卡住他的喉咙。
“……基金会给五万，足够了。”他痛苦地闭上眼，冷汗直流，“再多要就是敲诈……”
台下顿时一片哗然。
有人惊呼：“他说啥？他自己承认要敲诈？”
另一个声音颤抖着接上：“难怪去年修桥款一直没到账……”
王建国脸色骤变，双手死死捂住嘴，身体剧烈颤抖，仿佛灵魂正在与肉体争夺控制权。
时间仿佛凝固了十秒。
那一刻，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喝骂。
整个院子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枯叶的“沙沙”声，还有不知谁怀里收音机漏出的微弱电流杂音。
终于，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他在骗人！”
紧接着，第二个声音响起：“不对……他说的是真的！”
头发花白的老李四颤巍巍地挤上前，指着王建国，老泪纵横：“张书记！他说的都是真的！我儿子有残疾，申请低保，他硬是说不合格！我没办法，把家里准备给孙子买药的钱换了两条烟一箱酒送给他，第二天就批了！我们一家人，就指望那点钱活命啊！”
老人的声音嘶哑而破碎，每一个字都像钉子扎进泥土。
于是，愤怒醒了。
王建国还想挣扎，对着话筒大声喊：“你们吵什么？以前哪次不是这样？都给我闭嘴！”
可嘴巴一旦张开，真相便如决堤洪水般奔涌而出：
“上次乡里拨款修水渠，那二十万的款子，我就扣了三成下来！不然我儿子在城里买那套婚房的首付，你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轰！”
整个大院如同被投入一颗炸弹。
村民们全都站了起来，群情激愤。
“王建国！你个贪官！”
“原来修水渠的钱被你吞了！难怪那工程质量那么差！”
坐在主席台上的两位镇干部脸色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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