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老所长张建国在的时候,”陈所长话锋一转,脸上的温情淡去,眉头微微蹙起,语气里带着点复杂的情绪,像是惋惜又像是无奈,“咱客观说,老张工作能力是有的,领导能力也有一套。但就说一点,对下面的兄弟们,尤其是在福利待遇这方面,那是真的一点不上心,抠得紧。大家伙儿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破案抓人,蹲坑守点,熬更守夜,有时候油钱饭钱还得自己往里贴。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堂堂一个公安民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好些效益好的工厂里的工人都不如。人家逢年过节还能分点鱼肉带鱼、白糖点心票什么的,咱们呢?两手空空回家,老婆孩子眼巴巴看着,脸上无光啊。”
“后来,我接了这摊子,”陈所长弹了弹烟灰,动作带着一种历经世事的沉稳,声音压低了些,却异常坦然,“就琢磨着,光讲奉献不行,人心也会凉。所以,就慢慢有了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他指关节轻轻敲了敲桌面,“这些收缴上来的赃款、赃物变卖的钱,或者有时候兄弟单位办案划拨过来的协作经费,按照规定,大头一分不少的肯定要上缴。完了之后呢,咱自己留那么一点点,不多,就一小部分,算是截流吧,作为所里的‘备用金’,或者你叫它‘小金库’也行。”
陈所长抬起眼,目光炯炯地直视着李成钢的眼睛,那眼神里有坦荡,有无奈,更有一份沉重的责任感:“这笔钱,绝对不许用在个人身上,一分一厘都要用在刀刃上!主要就干两件事:一是逢年过节,给所里每个兄弟都分点实实在在的福利。甭管是托人买点凭票供应的平价猪肉、花生油,还是弄点紧俏的肥皂、毛巾、点心票,哪怕就一人发几个苹果、几斤冻梨呢!图啥?就图让大家辛苦一年,过年回家能有点硬气的东西,让家里人高兴高兴,觉得咱这身警服没白穿!二是,所里哪个弟兄家里真遇到难处了,火烧眉毛那种。比如老人生了大病急需救命钱实在凑不齐,或者家里房子塌了半边……碰上这种坎儿,‘备用金’就能拿出来,以组织的名义慰问、救济一下,帮他们顶过去。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当领导的心里装着大家,关键时刻伸把手,大家伙儿才能拧成一股绳,觉得跟着你干有奔头,有温暖,再苦再累也值当!”
烟雾在两人之间弥漫,陈所长的声音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沧桑和语重心长:“成钢,我今天跟你敞开说这些,不是教你学坏,也不是让你违反原则。我是真心希望你能理解基层的这点难处和无奈。你以后也是要当所长、带队伍的人,肩膀上担着几十号兄弟的饭碗和心思。有些事,光靠讲大道理、喊口号行不通,那不接地气。你得明白基层的柴米油盐,明白这潭水的深浅,懂得在规矩和人情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怎么灵活处理,怎么把人心拢住,让大家心服口服地跟你干。这才叫本事啊。”
李成钢静静地听着,指间的香烟燃了近半,烟灰固执地挂在烟头上。他两世为人,又在体制内浸润多年,从基层民警一步步走过来,哪里会不明白这里面的门道和水深水浅?他太清楚了。他知道老陈这番话推心置腹,掏心掏肺,绝非为了一己私利。这“土政策”看似违规,根源却在于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的资源匮乏和僵化体制。在当时的国情下,这种操作在很多基层单位(不止是公安)都心照不宣的存在着,某种意义上,它像一道脆弱却又不可或缺的粘合剂,维系着小集体的基本运转和队伍的脆弱稳定与凝聚力。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和无奈的智慧。
他迎着老陈那充满托付和期冀的目光,将烟头摁灭在桌上的玻璃烟灰缸里,发出轻微的“滋”声。他挺直了腰背,目光沉稳而坚定,郑重地点了点头:
“陈所,我明白。” 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您放心,您的苦心,您的难处,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您为所里、为兄弟们做的这些,我能理解。以后……”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做出一个重要的承诺,“我知道该怎么做。既要对得起头上的国徽,也要对得起跟着咱们出生入死的这帮兄弟。”
李成钢没有慷慨激昂的表态,没有豪言壮语。但这短短几句话,以及眼神里那份深切的“了然”和无声的承诺,如同定海神针,让陈所长心头最后一丝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知道,李成钢是个真正的明白人,懂分寸,知轻重,更是个能扛事、有担当的人。把交道口派出所这副沉甸甸的担子交到他手上,自己可以踏踏实实、安心退休了。
老陈紧绷的下颌线终于松弛下来,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疲惫笑容。他再次摸出烟盒,自己熟练地叼上一根,又递给李成钢一根。小小的办公室里,烟雾再次弥漫开来,仿佛成了两个男人之间无言信任的空气。
陈所长深深吸了一口烟,目光透过袅袅升腾的淡蓝色烟雾,变得有些遥远而恍惚,声音也低沉下来,带着一种穿透时光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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