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老所长张建国在的时候，”陈所长话锋一转，脸上的温情淡去，眉头微微蹙起，语气里带着点复杂的情绪，像是惋惜又像是无奈，“咱客观说，老张工作能力是有的，领导能力也有一套。但就说一点，对下面的兄弟们，尤其是在福利待遇这方面，那是真的一点不上心，抠得紧。大家伙儿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破案抓人，蹲坑守点，熬更守夜，有时候油钱饭钱还得自己往里贴。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堂堂一个公安民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好些效益好的工厂里的工人都不如。人家逢年过节还能分点鱼肉带鱼、白糖点心票什么的，咱们呢？两手空空回家，老婆孩子眼巴巴看着，脸上无光啊。”
“后来，我接了这摊子，”陈所长弹了弹烟灰，动作带着一种历经世事的沉稳，声音压低了些，却异常坦然，“就琢磨着，光讲奉献不行，人心也会凉。所以，就慢慢有了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他指关节轻轻敲了敲桌面，“这些收缴上来的赃款、赃物变卖的钱，或者有时候兄弟单位办案划拨过来的协作经费，按照规定，大头一分不少的肯定要上缴。完了之后呢，咱自己留那么一点点，不多，就一小部分，算是截流吧，作为所里的‘备用金’，或者你叫它‘小金库’也行。”
陈所长抬起眼，目光炯炯地直视着李成钢的眼睛，那眼神里有坦荡，有无奈，更有一份沉重的责任感：“这笔钱，绝对不许用在个人身上，一分一厘都要用在刀刃上！主要就干两件事：一是逢年过节，给所里每个兄弟都分点实实在在的福利。甭管是托人买点凭票供应的平价猪肉、花生油，还是弄点紧俏的肥皂、毛巾、点心票，哪怕就一人发几个苹果、几斤冻梨呢！图啥？就图让大家辛苦一年，过年回家能有点硬气的东西，让家里人高兴高兴，觉得咱这身警服没白穿！二是，所里哪个弟兄家里真遇到难处了，火烧眉毛那种。比如老人生了大病急需救命钱实在凑不齐，或者家里房子塌了半边……碰上这种坎儿，‘备用金’就能拿出来，以组织的名义慰问、救济一下，帮他们顶过去。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当领导的心里装着大家，关键时刻伸把手，大家伙儿才能拧成一股绳，觉得跟着你干有奔头，有温暖，再苦再累也值当！”
烟雾在两人之间弥漫，陈所长的声音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沧桑和语重心长：“成钢，我今天跟你敞开说这些，不是教你学坏，也不是让你违反原则。我是真心希望你能理解基层的这点难处和无奈。你以后也是要当所长、带队伍的人，肩膀上担着几十号兄弟的饭碗和心思。有些事，光靠讲大道理、喊口号行不通，那不接地气。你得明白基层的柴米油盐，明白这潭水的深浅，懂得在规矩和人情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怎么灵活处理，怎么把人心拢住，让大家心服口服地跟你干。这才叫本事啊。”
李成钢静静地听着，指间的香烟燃了近半，烟灰固执地挂在烟头上。他两世为人，又在体制内浸润多年，从基层民警一步步走过来，哪里会不明白这里面的门道和水深水浅？他太清楚了。他知道老陈这番话推心置腹，掏心掏肺，绝非为了一己私利。这“土政策”看似违规，根源却在于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的资源匮乏和僵化体制。在当时的国情下，这种操作在很多基层单位（不止是公安）都心照不宣的存在着，某种意义上，它像一道脆弱却又不可或缺的粘合剂，维系着小集体的基本运转和队伍的脆弱稳定与凝聚力。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和无奈的智慧。
他迎着老陈那充满托付和期冀的目光，将烟头摁灭在桌上的玻璃烟灰缸里，发出轻微的“滋”声。他挺直了腰背，目光沉稳而坚定，郑重地点了点头：
“陈所，我明白。” 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您放心，您的苦心，您的难处，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您为所里、为兄弟们做的这些，我能理解。以后……”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做出一个重要的承诺，“我知道该怎么做。既要对得起头上的国徽，也要对得起跟着咱们出生入死的这帮兄弟。”
李成钢没有慷慨激昂的表态，没有豪言壮语。但这短短几句话，以及眼神里那份深切的“了然”和无声的承诺，如同定海神针，让陈所长心头最后一丝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知道，李成钢是个真正的明白人，懂分寸，知轻重，更是个能扛事、有担当的人。把交道口派出所这副沉甸甸的担子交到他手上，自己可以踏踏实实、安心退休了。
老陈紧绷的下颌线终于松弛下来，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疲惫笑容。他再次摸出烟盒，自己熟练地叼上一根，又递给李成钢一根。小小的办公室里，烟雾再次弥漫开来，仿佛成了两个男人之间无言信任的空气。
陈所长深深吸了一口烟，目光透过袅袅升腾的淡蓝色烟雾，变得有些遥远而恍惚，声音也低沉下来，带着一种穿透时光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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