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北京。何雨柱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牛皮纸袋。
袋子里装着几份文件，公司章程、股权书、银行账户，全是他这两年跑下来的。
刘艺菲看了一眼，问：“弄妥了？”
何雨柱点点头：“远华实业，香港注册。”
刘艺菲说：“这名字谁起的？”
何雨柱说：“核桃。”
刘艺菲笑了。
晚上，核桃从单位回来，何雨柱把他叫进书房。
门关了半个小时，出来时核桃手里多了个牛皮纸袋。
阿满凑过去问：“哥，爸给你什么了？”
核桃说：“公司的事。”
阿满愣了一下：“什么公司？”
核桃说：“咱们家的。”
那几年，核桃开始跑南边。
头一趟去广州，第二趟去深圳，第三趟直接过了罗湖桥。
回来的时候晒黑了一圈，人瘦了，但精神挺好。
刘艺菲给他做饭，他吃着吃着忽然说：“妈，那边跟咱们这儿不一样。”
刘艺菲问：“哪儿不一样？”
核桃说：“什么都有人买。”
阿满在旁边问：“那咱们的东西好卖吗？”
核桃说：“抢着要。”
阿满想了想，说：“那我以后也去。”
核桃说：“你先把账算明白。”
阿满瞪他一眼，低头继续吃饭。
阿满那年在报社跑经济口，下了班也常回来。
她心细，核桃带回来的账本，她帮着看。
兄妹俩在书房里对账，一坐就是半宿。
何雨柱有时候进去，就看见两个人头碰着头，对着本子说话。
核桃说：“这批翡翠走得好，那边抢着要。”
阿满说：“哥，你跑了这么多趟，人瘦了。”
核桃说：“瘦了也值。”
何雨柱站在门口看一会儿，转身走了。
粟粟那年二十一了，画画的活儿没断过。
那枚“师白”的印章他还收着，没用过。
何雨水偶尔来，师徒俩对着画说半天，别人插不上嘴。
那年秋天，粟粟的画在美术馆办了个小展。
来的都是齐门的人，有个老先生看了半天，问何雨水：“这孩子的路子，是你教的？”
何雨水说：“算是。”
老先生点点头：“齐门有人了。”
何雨水没说话，看了看站在角落里的粟粟。
粟粟没往这边看，正对着墙上自己的画发呆。
何雨柱把当年那些东西，还给了齐家的，做到了物归原主。
一九八五年九月，何雨柱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说什么，他没吭声，只是听着。听完说了句“知道了”，就挂了。
刘艺菲问：“谁？”
何雨柱说：“部里的。”
刘艺菲等着。
何雨柱说：“吴老走了。”
刘艺菲愣了一下。吴仲超，故宫博物院院长，干了三十一年。
何雨柱站在窗前，看着外头的海棠树，没再说话。
一个月后，任命下来了。
何雨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正厅级。同时是文化和旅游部的党组成员。
消息传开那天，许大茂头一个跑来，一进门就喊：“柱子哥，你当院长了？”
何雨柱嗯了一声。
许大茂说：“故宫那个？”
何雨柱说：“对。”
许大茂愣了半天，憋出一句：“了不得。”
阿满在旁边笑。
许大茂又说：“那我以后去故宫，能免费不？”
何雨柱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阿满说：“许叔，您想得美。”
许大茂哈哈笑了。
那年冬天，邓大姐那边来了人。
来的是个阿姨，六七十岁，说话和气，进门就拉着刘艺菲的手说话。
说了半天，刘艺菲把核桃叫过来。
阿姨看着核桃，上下打量了一遍，笑着说：“好，好。”
核桃站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
阿姨走了以后，刘艺菲才说：“邓大姐给你介绍了个对象。”
核桃愣住了。
阿满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
核桃说：“妈，我……”
刘艺菲说：“你什么你，人家姑娘是翻译，书香门第，邓大姐亲自牵的线。这周六见一面，你收拾收拾。”
核桃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阿满说：“哥，你脸红了。”
核桃说：“我没红。”
阿满说：“红了。”
核桃不理她，进屋了。
周六，核桃去见了人。
回来的时候，阿满扒着门问他：“怎么样？”
核桃说：“还行。”
阿满说：“还行是什么意思？”
核桃说：“就是还行。”
阿满跑去找刘艺菲：“妈，哥说还行。”
刘艺菲笑了：“那就是有戏。”
果然，接下来几个月，核桃开始隔三差五往外跑。
有时候穿得板板正正的，有时候随便套件衣服就出门。
阿满问他去哪儿，他就说“有事”。
阿满跟粟粟嘀咕：“哥肯定谈恋爱了。”
粟粟翻了一页书，说：“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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