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贵州边乱的烽烟最终熄灭，其平定过程虽有小挫，但总体迅速，未酿成席卷数省的大祸，也未给外国以大规模武装干涉的口实。
教案以惩凶、赔款、局部调离传教士了结，未引发严重外交危机。
这场风波，如同一次高烧后的急症，虽然痛苦，却也逼出了体内的毒素，让帝国的统治者们得以更冷静地审视身体的状态与疗愈的路径。
叛乱事件，成为了“启明”王朝从陈远时代向仁宗时代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过渡节点。
它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检验并最终促成了权力、政策和治国理念的平稳交接与调整。
首先，是太上皇权威的“余热”与最终“淡出”。
陈远在平乱关键时刻的“暗出手”，再次证明了其无可替代的政治定力和经验智慧。
然而，这次出手也带有明显的“最后一次”色彩。
他并未直接干预具体人事和决策，仅以原则性意见暗中点拨，将执行和善后的责任完全留给了仁宗及其朝臣。
事后，他对前来宁寿宫汇报平乱经过和善后措施的仁宗，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知 错 能 改，善 莫 大 焉。以 后 的 路，你 自 己 走 好。”
自此之后，陈远真正做到了“概不过问”，将全部身心投入颐养天年，偶尔接见老臣旧部，也只叙旧情，不谈国事。
他的存在，逐渐从一种政治实体的威慑，转变为一个象征性的精神图腾和历史记忆。
这为仁宗的完全亲政扫清了最后一丝心理和现实上的障碍。
其次，是仁宗与新政派的反思与策略调整。
叛乱给雄心勃勃的仁宗和新政核心集团浇了一盆冷水，迫使其进行深刻反思。
在叛乱善后会议和后续朝议中，仁宗多次提及“新政本意为利国利民，然推行之中，若有操切，反成扰民”，承认在某些地区、某些政策上存在“用力过猛，考察不周”的问题。
基于反思，朝廷对新政推行策略进行了重要调整：
1. 速度上的“缓急有序”：宣布全国性改革的大方向不变，但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分期分批，循序渐进”，不再设定统一的、激进的时间表。
对偏远、贫困、民族地区，给予更长的过渡期和更灵活的政策。
2. 方式上的“刚柔并济”：强调“宣导教化”与“强制执行”相结合。
加大对新政意义的宣传解释，通过官报、白话告示、乡约宣讲等方式，争取士绅和民众的理解。
对明显违法抗命者则依法惩处，但注意区别对待，争取大多数。
3. 内容上的“民生优先”：将改革重心更多向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领域倾斜。
如加大水利、荒政投入，稳定粮价；在推行实业时，更注重保护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基本生计，提供转产培训或小额信贷；在劳资关系上，敦促厂矿执行《工矿章程》，缓解矛盾。
4. 吏治上的“严惩与选贤”：严厉追究在叛乱中暴露出的贪腐、颟顸、推行新政粗暴的地方官员，撤换一大批。
同时，加大从新式学堂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以及有基层实干经验的官员中选拔人才，充实地方，改善行政效率和对新政的理解。
5. 对待反对派的“分化与吸纳”：对保守派不再一味硬顶，而是注意分化。
拉拢其中较为开明、或在地方有威望者，授予闲职或让其参与地方咨议局，将其部分纳入政策考量，减少改革阻力。
第三，是朝野共识的艰难凝聚。
叛乱的血的教训，使得朝野上下，无论是激进维新派、稳健改革派还是部分较为理性的保守派，都意识到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前提。
尽管在具体路径和速度上仍有分歧，但“必须改革”和“改革需稳妥”成为了新的最大公约数。激进派收敛了过于理想化的冒进言论，保守派中完全反对任何变革的极端声音也有所减弱。
朝廷利用这一时机，大力宣扬“和衷共济，共度时艰”，试图在“保皇”、“强国”、“安民”的旗帜下，重塑统治阶层的内部团结。
平稳过渡成，新局渐展开。
至启明六十四年，帝国终于从叛乱的震荡中基本恢复，新政在调整后的轨道上继续推进，虽然速度有所放缓，但阻力相对减小，社会情绪逐渐平复。
仁宗皇帝的权威经过此次危机的考验，更为巩固。
太上皇陈远安心退隐，不再构成任何实际的权力制衡。
一个完全由仁宗及其班底主导的、在改革节奏和策略上更趋务实稳健的“后陈远时代”或“仁宗新政中期”，正式开启。
帝国的巨轮，在经历了一场短暂而剧烈的风浪颠簸后，重新校准了航向，朝着既定的“富强”目标继续前进。
而接下来，仁宗将选择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来向国内外展示这个经过调整、重获自信的“新帝国”——派遣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进行环球航行，宣示国威，结交与国，并检验这支倾注了帝国心血与期望的远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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