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听完父亲和张道爷的酒肉往事，小脑袋靠在父亲胳膊上，手指还在无意识摩挲那把剔骨刀的皮绳。灯光下，皮绳的纹路泛着浅棕色的光，像极了当年张道爷家老梨树枝的纹理。他仰起脸，眼里满是好奇：“爸，那您后来是不是就成了最厉害的猪肉分割师啦？像涂叔说的那样，十里八乡的人都找您杀猪宰羊？”
父亲望着儿子亮晶晶的眼睛，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木质桌面传来的钝响，像是在叩响记忆里那道未跨过去的门槛。他叹了口气，声音里裹着几分复杂的滋味 —— 有遗憾，有释然，还有藏在深处的热血：“没呢。就在我跟涂叔学满一年，刚能独当一面，连最难分割的牛里脊都能切得薄如纸的时候，村里来了征兵的消息，一下子就打断了我当分割师的念头。”
那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三月初，院子里的桃树刚冒出指甲盖大小的花苞，枝桠上还挂着去年的干枯桃叶。村大队那台老掉牙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电流的 “滋滋” 声先飘在山谷里，紧接着，村支书洪亮的声音就透过生锈的喇叭传了出来：“全体村民注意！全体村民注意！县武装部来征兵了！年满十八岁的男青年，身体健康，思想进步，都可以来大队报名！保卫国家，光荣参军！为人民服务！”
广播连播了三遍，最后一句 “为人民服务” 的尾音被电流拉得老长，像一根绷直的弦，弹在每个村民的心上。村里瞬间热闹起来，男人们攥着烟卷往大队门口的老槐树下凑，烟卷的火星在春日的凉风中忽明忽暗；女人们站在自家土坯墙门口，手里捏着没缝完的鞋底，朝着大队的方向张望，眼里满是期待 —— 谁家不盼着自家孩子能穿上军装，成为让人羡慕的 “公家人” 呢？
父亲当时正在屠宰场的水泥案板前忙活，手里握着涂乐送他的那把剔骨刀。刀身是不锈钢的，被他磨得能映出人影，此刻正顺着牛肉的纹理轻轻游走。刚杀好的黄牛还带着余温，暗红色的肉纤维在刀刃下分开，肥瘦相间的牛腩整齐地落在铺着油纸的竹筐里，连筋膜都剔得干干净净。涂乐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杀猪刀在磨刀石上打磨，“霍霍” 的声响混着院子里猪的哼叫，是阿关早已习惯的热闹。
“阿关，听到广播没？征兵了！” 涂乐突然停下磨刀的动作，拍了拍父亲的肩膀，手里的杀猪刀还滴着血水，在水泥地上晕开小小的红点，“你今年正好十八岁，属龙的，年纪刚够！去试试呗！当兵多光荣啊，穿军装，扛钢枪，以后回来就是吃公家饭的，比咱杀猪宰羊体面多了！”
父亲手里的刀顿了顿，冰凉的刀身贴着指尖，心里却突然泛起一阵滚烫的波澜。他从小就听爷爷讲当兵抗日的故事，爷爷年轻时参加过游击队，左胸口有一道子弹擦过的伤疤，每到阴雨天就会发痒。爷爷总爱坐在院子的桃树下，一边抽旱烟，一边摸着伤疤说：“阿关啊，男人这辈子，总得为国家做点啥。爷爷当年扛着土枪打游击，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安安稳稳吃饱饭。以后有机会，你也要去保家卫国，才算有担当。”
那时候他才七八岁，趴在爷爷膝盖上，看着爷爷胸口那道泛着淡粉色的伤疤，心里就悄悄埋下了一个参军梦。他想象过无数次自己穿军装的样子：草绿色的军装，领口别着红领章，肩上扛着步枪，站在祖国的边疆，风把军装吹得猎猎作响，像电视里演的解放军战士那样，威风凛凛。
“我…… 我能行吗？” 阿关的声音有些发颤，既期待又忐忑。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因为常年握刀，掌心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指缝里还残留着洗不掉的猪油和血水，指甲缝里甚至还卡着一点牛肉的筋膜 —— 这样一双 “杀猪的手”，能符合参军的条件吗？
“怎么不行？” 涂乐拍了拍他的后背，力道大得让他晃了晃，案板上的牛腩都跟着动了动，“你小子身体多结实？上次宰三百斤的肥猪，你一个人就能把猪按在架子上！力气大，学东西又快，到了部队肯定是好苗子！快去报名，别错过了机会！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涂乐的话像一颗定心丸，阿关深吸一口气，把剔骨刀轻轻放在案板上，用干净的布擦了擦手：“涂叔，那我先去大队报名，下午回来再接着干活。”
“去吧去吧！” 涂乐挥了挥手，眼里满是鼓励，“跟支书好好说，就说你是我涂乐的徒弟，身体好，能吃苦！”
那天下午，阿关跟涂乐告了假，揣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往大队走。山路两旁的野草刚冒出绿芽，沾着春日的露水，打湿了他的布鞋。他走得飞快，裤脚的蓝布都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心里像揣了只蹦跳的兔子，连呼吸都变得急促。
大队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土坯墙都被挤得发颤。十几个跟阿关年纪相仿的男青年挤在屋里，有的穿着崭新的的确良衬衫，领口系着风纪扣，显然是早有准备；有的还背着书包，书包上印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的红字，脸上带着青涩的兴奋。村支书坐在掉漆的办公桌后，手里拿着登记表，鼻梁上架着一副断了腿的老花镜，正挨个询问信息，笔尖在纸上 “沙沙” 地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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