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以杀止饥，终非王道。即便救得陕西之民，此等酷烈手段种下之恶因，他日必结恶果。‘仁者无敌’，真无敌者，非恃强梁，乃恃仁德感召天下。”
这一刻，孟子不再像之前那样纯粹为“五亩规划”而欢呼，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根本的问题——要如何改变那逼人成兽的世道。
李鸿基的血色归途，如同一根尖锐的刺，深深扎入了孟子“王道”理想的核心，让其清醒地认识到，想实现王道的路上，不仅需要富民的蓝图，更需要扫清那片滋生绝望与暴力的土壤。
他的“性善论”未曾动摇，但对“陷溺其心”的外部力量，有了更刻骨铭心的认知。
......
荀子肃然端坐地看着天幕中李鸿基的蜕变之路，从他初次握刀时的颤抖，到后来杀人如麻的冷酷，乃至最终茹毛饮血的疯狂，一幕幕尽收眼底。
与其他诸子的剧烈反应不同，荀子的面容上未见太多惊愕，反而是一种“果不其然”的深沉凝重，但其间又夹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悲悯。
“吾尝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观此子，岂非明证？”
荀子声音低沉，对身旁的弟子或仿佛在对自己言说：
“饥寒交迫，生死一线，礼义廉耻，焉能存焉？所谓‘善性’，于此等绝境，不过薄纸，一触即溃。”
“人性本恶，好利、疾恶、有耳目之欲......”
“此子护种，是好其‘救万民’之大利；杀人求生，是疾其阻路之‘恶’，亦是顺其‘求生’之欲。”
“其行虽酷，然究其本源，未脱人性之恶之驱动。”
“世道崩坏至此，不过是将这‘恶’放大至极致，使其赤裸裸呈现于人前罢了。”
荀子对李鸿基的选择，并无过多道德批判，更像是一位冷静的医师，在分析一例病情发展的必然。
乱世如同一个巨大的培养皿，人性的阴暗面在其中疯狂滋生，李鸿基只是其中一个被观察的样本。
然而，当看到李鸿基宁可食人也不动薯种，眼中只剩下那近乎疯魔的执念时，荀子那古井无波的眼眸深处，终于泛起了一丝涟漪，那是痛惜与悲叹。
“然，此子可悲，亦可叹也。”
荀子轻轻摇头道：
“其初，或有‘救世’之善伪（人为的努力），然困于绝境，其‘伪’不得舒展，反被‘恶’性吞噬。”
“更可悲者，其将救世之‘工具’（薯种），凌驾于一切人伦天道之上，乃至自身人性皆可抛却。”
“此乃‘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其知薯种可活万人，却不知守护此神物之过程，若尽失人性，与禽兽何异？”
“纵然薯种送达，所救之人，是否亦将活在一个由‘屠夫’与‘食人者’带来的希望之中？”
“此希望，根基何在？礼义何在？”
最终，荀子的目光超越了李鸿基个人，投向那造就这一切的根源。
“此非独此子之过，实乃‘师法之化，礼义之道’不彰之过！”
荀子的语气变得锐利而冷酷：
“上位者无道，不能‘明分使群’，不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致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礼义不存，则法度不行；法度不行，则强弱相凌，善恶莫辨。”
“此子之悲剧，正是天下万千悲剧之缩影。若朝廷能早行王道，推广农桑，安定民生，何至于使良善之子，堕入此等食人境地？”
“若礼法能约束四方，又何至于需一介草民，以如此酷烈方式，行本应由朝廷承担之责？”
在荀子看来李鸿基既是施暴者，更是受害者，而其悲剧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的“礼崩乐坏”、教化不行的巨大失败。
这让荀子更加坚定了强调“隆礼重法”、通过后天教化与制度约束来“化性起伪”的必要性。
......
当看到李鸿基的处境急转直下，从挥刀自卫到口粮尽失，最终在饥饿的煎熬下面临绝境，甚至目光游移于尸体与薯种之间，手伸向包袱又颤抖着收回，最终走向那具刚死不久的流民尸体时。
一直紧盯着天幕的墨子，再也无法保持平日的沉稳与理性。
墨子猛地向前冲了几步，仿佛要冲破时空的阻隔，声音嘶哑而急切，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劝阻，向着那虚幻的光影竭力高呼：
“不可！万万不可！住手啊！”
墨子挥舞着手臂，像是要拦住李鸿基那即将落下的刀锋：
“尚有他法！定有他法！天无绝人之路！吾等墨家弟子，愿倾尽所有，助你寻得粮草！”
“你可弃部分薯种，换取活命之资，保住根本！或......或寻野草、树皮......无论如何，断不可行此......此逆天悖伦之事！”
他坚信着“兼爱”、“非攻”的信念，能够战胜哪怕最极端的困境，同时也无法接受一个怀揣着“利天下”宏愿的人，最终要以吞噬同类的方式来延续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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