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碾过最后一道雪坎时,沈言的头重重磕在车窗上,疼得他龇牙咧嘴。车窗外的黑土地已经露出了冻硬的表层,像块巨大的铁砧,泛着冷冽的光。老周猛踩刹车,卡车在雪地上滑出老远才停下,车厢里的玉米袋“咚”地撞在一起,发出沉闷的响。
“到了。”老周扯掉嘴里的烟蒂,指了指前方的土坯房,“李建国他们在里面等着,这次换粮的人多,得快点。”
沈言推开车门,寒风像针一样扎进领口,他裹紧棉袄,还是觉得骨头缝里都透着冷。这是他三个月内第二次来东北,距离上次带回去那车玉米才过去不到百天,院里的粮缸又见了底——不是吃得快,是来“借粮”的人越来越多。
傻柱的师傅病了,躺了半个月,家里断了顿;二大爷的小儿子在学校饿晕了,老师捎信让带点吃的;就连平时抠门的三大爷,都红着脸来找他,说小女儿想吃口玉米面粥。沈言把上次带回来的粮分了大半,自己留的那点,只够勉强糊口。
厂长找到他时,他本想拒绝。空间里的粮食足够他一个人吃到饥荒结束,何必冒着风险来东北走黑市?可看着厂长红着的眼圈,听着车间里越来越弱的机器声——工人们饿得没力气,连钢坯都快轧不动了,他终究还是点了头。
“沈同志,你可来了!”李建国从土坯房里迎出来,脸上的冻疮比上次更严重了,肿得像个馒头,“这次能换多少?队里的玉米不多了,知青们自己都快不够吃了。”
沈言的心沉了沉。他这次带的票证比上次多了一倍,本想多换点,看来是不成了。“有多少算多少吧。”他跟着李建国进屋,屋里挤满了人,都是来换粮的,有穿着工装的采购员,有背着包袱的老乡,甚至还有个穿军装的,大概是部队后勤的。
“都在抢粮。”王芳端来碗热水,声音压得很低,“不光是关内,内蒙古那边也来人了,说是草原上的牛羊都快饿死了,想换点粮食回去喂牲口。”
沈言捧着热水,指尖却暖不起来。他想起上次带回去的那车玉米,五百斤,分到院里各家,也就够撑个把月;分到厂里,连塞牙缝都不够。这就是现实——东北的粮食再多,也填不满全国的饥荒窟窿,他弄回去的那点,不过是杯水车薪。
“只能换三百斤了。”李建国抱着个麻袋进来,脸上带着歉意,“剩下的得留给队里的孩子,他们都快三个月没见过粗粮了。”
玉米的颗粒比上次小了些,还混着不少沙土,显然是筛剩下的。沈言没挑,让老周赶紧装车。他知道,这已经是李建国他们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沈同志,对不住。”李建国搓着手,眼里满是无奈,“今年的收成不如去年,北大荒的黑土地也扛不住了,种下去的种子,收上来的还没播下去的多。”
沈言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两包红糖和几尺布票:“这些你留下,给孩子们补补身子。”他没多留药,上次带来的青霉素,大概已经用得差不多了,空间里的存货也不多,得省着点。
离开土坯房时,沈言看见几个孩子蹲在墙角,手里拿着冻硬的玉米芯,正用牙一点点啃着上面的碎屑。他们的脸冻得通红,眼神却直勾勾地盯着卡车,像盯着救命稻草。
“别看了,走吧。”老周拍了拍他的肩膀,“看了也没用,你带不走,也救不了。”
沈言发动卡车,没再回头。他怕看见那些孩子的眼睛,怕自己心软,做出不理智的事。他带不走他们,就像他带回去的粮食救不了所有人,这种无力感,比走黑市的风险更磨人。
回程的路上,他们遇上了麻烦。在一个山坳里,被十几个流民拦住了,手里拿着木棍和石头,眼睛里冒着饿疯了的绿光。
“把粮留下!”领头的是个干瘦的汉子,脸上有块刀疤,说话时露出黑黄的牙齿。
老周把猎枪递给沈言,自己从座位底下摸出根铁棍:“别怕,这些人就是虚张声势。”
沈言握紧猎枪,手却在抖。他不想开枪,这些人也是饿疯了才会拦路,可他也不能把粮食给他们——这是厂里和院里盼着的救命粮。
“我们是厂里的,拉粮回去给工人救命的。”沈言的声音有点发紧,“你们要是饿,我这里有两个窝头,给你们。”他从包里摸出两个掺了麸子的窝头,扔在地上。
流民们看见窝头,眼睛更亮了,抢着去捡。沈言趁机发动卡车,老周猛打方向盘,卡车冲开人群,溅起一片雪泥。透过后视镜,沈言看见那个刀疤脸汉子正拿着窝头,狼吞虎咽地吃着,其他的人围在旁边,眼神里有失望,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退缩。
“这些人,以前都是农民。”老周叹了口气,“要不是饿到极致,谁愿意拦路抢劫?”
沈言没说话。他知道老周说得对。可他能怎么办?把粮食分给他们,厂里的工人、院里的孩子就得饿肚子;不分,心里又像被刀割一样。这就是饥荒年月的困境,你救了这个,就救不了那个,最终只能选择离自己最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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