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的火车晃得人骨头疼。陆子谦靠在硬座车厢的椅背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全是“上海”两个字。不是霓虹灯下的上海滩，不是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是一间推开窗能看见黄浦江的小屋，一把铜钥匙，一本手抄的《生意经》，还有一个他从未谋面的男人——他的父亲，在天露山顶那扇门的另一边，活了四百年，变成门的一部分，却留下了最后一样东西，在余三手里。
爬山藤坐在对面，抱着那个帆布包，头靠着车窗，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他睁着眼，看着窗外黑漆漆的田野，像一尊雕塑。
陆子谦从怀里掏出那枚铜钥匙。余三给他的那把，刻着“余”字的那把。老余上海房子的钥匙。房子卖了，钥匙还在，门不在了，钥匙能开什么？他又把那本《生意经》掏出来，翻到扉页——“赠子谦，周岁留念。余福生。”老余在他周岁的时候送了他这本《生意经》，把父亲留给他的东西，一并藏在了那间小屋里。不是等他周岁去拿，是等他长大。
他把钥匙插进《生意经》的封皮里，刚刚好，像是专门为它留的位置。
爬山藤看了他一眼。“快到了。”
天亮了。火车过了苏州河，铁轨两旁的建筑物密集起来，厂房，仓库，居民楼，晾衣竿从窗户里伸出来，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上海的早晨和哈尔滨不同，和广州也不同。哈尔滨的早晨是安静的，雪压着一切声音；广州的早晨是热闹的，早茶的香气从每一条巷子里飘出来；上海的早晨是匆忙的，自行车铃声、公交车引擎声、早餐摊上的油锅声，搅在一起，像一锅煮开的大杂烩。
陆子谦把钥匙和《生意经》收好，背起帆布包。
爬山藤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车站。
站前广场上，有人举着牌子接站，有人蹲在地上吃生煎包，有人扛着蛇皮袋往长途汽车站跑。陆子谦站在台阶上，看着这片他前世走了无数遍的土地。熟悉又陌生，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旧照片。
“去哪儿？”爬山藤问。
陆子谦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去哪儿。余三说的那间房子已经卖了，钥匙打不开任何一扇门了。但余三还在上海，余三一定知道东西在哪里。
他走进车站旁边的一家小旅馆，要了一个房间，交了三天房费。爬山藤把帆布包放在床边，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街道。上海初春的街道，法桐光秃秃的，枝丫像血管一样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陆子谦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三声，有人接了。“喂。”
“余三，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你到上海了？”
“到了。东西在哪儿？”
余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晚上七点，老地方见。”电话挂了。
老地方。又是老地方。余三的老地方在哈尔滨是兆麟公园，在上海呢？陆子谦翻遍前世的记忆，找到了一个地方——城隍庙，九曲桥边，一家叫“春风得意楼”的老茶馆。老余以前常去，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一壶龙井，一碟五香豆，看楼下来来往往的人。
爬山藤站在窗前，看着街上。
“晚上我自己去。”陆子谦说。
爬山藤没有回头，也没有应声。窗外，法桐的枝丫在风中轻轻摇晃。
傍晚，陆子谦一个人出了门。从火车站坐公交车，经过南京路，经过外滩，经过豫园。他在城隍庙那一站下了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过九曲桥，在“春风得意楼”门口停下来。木门，铜环，黑底金字的招牌，和前世一模一样。他推门进去，楼梯吱呀吱呀地响，踩上去像踩在一架旧钢琴上。
二楼，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人。
不是余三。是一个女人，五十来岁，短发，穿着灰色的列宁装。她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壶茶，两只茶杯。茶还冒着热气。她看见陆子谦上楼，站起来。“陆子谦？”
“我是。”
“余三让我在这里等你。”她把桌上的一把钥匙推过来，“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你知道在哪儿。”
陆子谦拿起那把钥匙。铜的，比普通门钥匙大一倍，钥匙柄上刻着一个“余”字。和他的那把一模一样。但他那把是上海房子的钥匙，这把呢？
“他还说了什么？”
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他。“他让你自己看。”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东西在它该在的地方。”
该在的地方。在哪儿？那本《生意经》里夹过铜钥匙，封皮里藏过秘密。他把那本《生意经》从怀里掏出来，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母亲写的那行字——“子谦，妈对不住你。”他用手摸了摸那页纸，指尖感觉到一种轻微的凹凸不平，像是纸张底下还压着什么东西。
他把书翻到封底，撕开贴在上面的那层牛皮纸。封底里面夹着一片薄薄的东西，铜的，锈迹斑斑，形状像一枚书签，大小和钥匙差不多。书签上刻着三个字——“上海县”。不是现在的上海，是古代的上海县，老城的中心，城隍庙这一带。东西在城隍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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