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当！”
局长办公室的门被吴良友用力甩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震得墙皮似乎都簌簌往下掉灰。
他背靠着冰凉的门板，像条离水的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腔里心脏狂跳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孙秀莲那绝望的眼神、嘶哑的哭喊，如同鬼魅般在他脑海里盘旋不去。
他用力甩了甩头，试图驱散这些影像，眼下有更重要、更致命的事情需要处理。
快步走到办公桌前，他蹲下身，有些急躁地拉开最底层那个带锁的抽屉——钥匙因为手抖，试了两次才插进去。
抽屉里杂乱地堆着些旧文件、半盒受潮的茶叶，还有一个用橡皮筋捆了好几圈的蓝色塑料袋。
他一把将塑料袋扯出来，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僵硬，解橡皮筋时差点把它崩断。
塑料袋里是几份泛黄的旧报告，他看也不看直接扒拉到一边，从最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很普通，边缘已经磨得起毛，边角卷曲，上面没有任何字样，但捏在手里的厚度却让他心惊肉跳。
他小心翼翼地将信封里的东西倒在桌上——是几张银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
日期清晰地指向去年黑川项目招标前后，最早的一张，正好是他签字同意余文国负责该项目后的第三天。
汇款方账号被人用刀片之类的东西刻意刮花了，模糊不清，但收款方户名栏里，“余文国”三个字却清晰得刺眼。
吴良友的手指抚过那熟悉的名字，指尖冰凉。
他记得太清楚了，这是去年年底，项目进展“顺利”时，余文国在一个下班后的黄昏，偷偷塞进他大衣口袋的。
当时余文国脸上堆着谄媚又带着一丝忐忑的笑，压低声音说：“吴局，项目奖金，您那份……一点心意，辛苦您了。”
他当时推拒了几下，但余文国按着他的手，眼神里有种“你懂的”的意味。
他最终半推半就地收下了，回到家，趁着老婆孩子没注意，躲在书房里，戴着老花镜，就着台灯反复看了那数字好几遍——五万块。
当时心里除了忐忑，竟还有一丝隐秘的喜悦，觉得余文国这小子会来事，这项目交给他没错。
现在再看这些纸片，它们不再是“奖金”，而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能把他拖入万劫不复深渊的铁证！
余文国进去了，谁能保证他不会为了减刑，把这些都抖出来？谁能保证这些凭证的原始记录没有被检察院掌握？
桌上的老式座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在死寂的房间里如同惊雷。
吴良友吓得浑身一哆嗦，猛地看向电话，屏幕上显示的是内部短号。
他盯着那不断跳跃的数字，像盯着一条毒蛇，迟迟没有伸手。
铃声固执地响着，直到自动挂断，他才长长吁出一口气，后背又是一层冷汗。
不行，这些东西绝对不能留！
他不再犹豫，抓起那几张轻飘飘却重如千钧的纸，快步走到墙角那台落满灰尘的碎纸机旁。
这台机器还是前年统一采购的，噪音大得吓人，平时很少使用。
他插上电源，机器发出沉闷的“嗡”声，仿佛一头被唤醒的野兽。
他把凭证一张张塞进入料口，听着锋利的刀片将纸张绞碎时发出的“嘶啦”声，感觉自己的神经也在一寸寸被割裂。
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锃亮的皮鞋尖上，他也浑然不觉。
当最后一张凭证被吞没，碎纸机似乎因为负荷过大，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咔哒”声，紧接着运转声变得异常，然后彻底停了下来——卡住了。
若是平时，他肯定会骂一句破机器，然后想办法清理。
但此刻，他看着碎纸机出口处那些纠缠在一起的、细碎的纸屑，心里反而升起一股变态的安全感。
卡住了好，卡住了就更看不出原来是什么了。
他甚至还不放心，又伸手把露在外面的些许纸屑使劲往机器深处塞了塞，确保万无一失。
做完这一切，他瘫坐回椅子上，像是刚跑完一场马拉松，浑身虚脱。
目光无意间扫过桌上的台历，红框清晰地标着“2012年6月21日”。
距离余文国被带走，已经整整170个小时。
这170小时，他度日如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余文国被带走那天的场景，又一次不受控制地浮现。
那天阳光很好，他正在看黑川项目的进度报告，余文国还在隔壁档案室，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哼着《涛声依旧》……
一切看似平常，直到那两名穿着笔挺制服、面容冷峻的检察官走进他的办公室，出示证件，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
他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只能眼睁睁看着余文国被从档案室叫出来。
余文国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变得惨白，手里拿着的、自己送他的那支英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笔尖似乎都摔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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