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的上海有一种清冽的锋利感。我走在去《妇女生活》杂志社的路上，手里攥着那份修改过三次的专栏计划书，还有顾慎之帮我写的推荐信。
信很短，只有两行字：
“《妇女生活》编辑部台鉴：兹推荐陆依萍小姐开设‘衣橱经济学’专栏。其见解独到，文笔锐利，或可为贵刊增色。顺颂时祺。顾慎之”
没有头衔，没有客套，但“顾慎之”这三个字，在上海文化圈里似乎有某种分量。
杂志社在四川中路一栋老式石库门建筑的二楼。木楼梯踩上去咯吱作响，空气里有油墨和旧纸张的味道。我敲开挂着“编辑部”牌子的门，一个戴着圆眼镜的中年男人抬起头。
“找谁？”
“我找周主编。”我说，“约了两点半。”
男人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我——十九岁的姑娘，洗得发白的蓝旗袍，手里拿着牛皮纸文件袋。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慢。
“周主编在里间。”他朝里面扬了扬下巴，“直接进去吧。”
我道了谢，穿过拥挤的编辑部。几张拼在一起的桌子堆满稿件，两个年轻女编辑正埋头校对着什么。靠窗的位置，一个五十岁左右、穿着深色长衫的男人正在接电话。
“是，是，王太太您放心，您那篇《如何打理丈夫的西装》这期一定登……”他抬眼看见我，捂住话筒，“你找谁？”
“周主编，我是陆依萍。我们约好的。”
周主编明显愣了一下。他对着电话匆匆说了句“稍后给您回电”，挂断，站起来，又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你就是……顾教授推荐的那位？”
“是。”
他的眉头皱起来，脸上的热情肉眼可见地冷却了：“陆小姐请坐。”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办公室很小，书架上塞满了过刊，墙上贴着发黄的宣传画。周主编重新坐回椅子，没有寒暄，直接问：
“顾教授在信里说你想开个专栏。关于什么的？”
我把计划书推过去：“‘衣橱经济学’——探讨女性穿衣与经济独立的关系。每周一篇，每篇一千五百字左右。”
周主编翻开计划书，看了不到半页，就抬起头：“陆小姐，你多大了？”
“十九。”
“在哪所学校念书？”
“没念大学，在教家塾。”
他脸上的表情更加明显了——那种混合了失望和不耐烦的表情。
“陆小姐，”他把计划书合上，推回来，“我们《妇女生活》虽然不是什么大刊，但也有自己的定位和读者群。我们的文章，要么是有名望的女士所写，要么是专业人士撰稿。你一个十九岁的家塾老师……”
“周主编，”我打断他，“您看了后面的样稿吗？”
“不必看了。”他摆了摆手，“我知道顾教授面子大，但这种事……不合适。我们杂志的读者都是体面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想看的，是如何相夫教子，如何持家有道。你这些‘经济独立’‘自己挣钱’的说法，太激进，也不切实际。”
我看着他，忽然笑了。
“周主编，”我说，“您知道现在上海有多少职业女性吗？”
他一愣。
“根据去年工部局的统计，上海有正式职业的女性超过八万人。这还不包括那些在家接活计、开小店铺、做家庭教师的。”我把数据报出来，这些都是我这几天从图书馆查来的，“她们每个月拿薪水，自己花钱买衣服、买化妆品、吃饭应酬。您觉得，她们不想看和自己生活相关的文章吗？”
周主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继续：“再说您所谓的‘体面人家的太太小姐’。现在多少名门闺秀出去读大学？多少富家太太自己管着家产甚至参与家族生意？我认识一位银行家的太太，她每个季度都要亲自审核家里的投资报表——您觉得，她只想看‘如何打理丈夫的西装’？”
周主编的脸色开始变了。
“况且，”我抽出计划书里夹着的几页纸，“这是我做的读者调查。我问了三十位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女性，其中二十八位表示，如果有一个专栏，能从穿衣打扮谈到经济独立、职业发展，她们会很有兴趣。”
我把调查数据推过去。
周主编拿起那几页纸，翻看着。他的手有点抖。
办公室里陷入沉默。窗外的街道上，电车叮当驶过。
“陆小姐，”良久，周主编才开口，声音干涩，“就算你说得有道理……但你的文笔，能撑得起一个专栏吗？”
“这里有三篇样稿。”我又推过去一个文件夹，“您可以看看。如果觉得不合适，我立刻就走，绝不再打扰。”
周主编盯着我看了几秒，终于伸手接过文件夹。
他翻开第一页。
那是篇题为《第一件自己买的旗袍》的文章。我写了一个女店员如何攒了三个月的薪水，去裁缝铺定做了一件属于自己的旗袍——不是丈夫送的，不是父亲给的，是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那种穿上身时的挺直腰杆，那种“这件衣服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写着我的名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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