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萍再次出现在书店门口时，是礼拜六的午后。
距离她上次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三天——我在日历上做了记号。那天她剪短了头发，说要出家，眼神空洞得像个没有灵魂的瓷娃娃。
而今天，她站在梧桐树下，穿着一身素净的月白色旗袍，头发用一支简单的银簪绾在脑后，手里提着一个藤编的小篮子。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身上，斑驳的光影让她的脸看起来柔和了许多，却也有些看不真切。
“依萍姐。”她看见我，轻声唤了一句，嘴角努力扬起一个笑容，但眼睛里没有笑意。
“如萍。”我放下手里的校样稿——是《依萍女性生活周刊》创刊号的小样，下个月就要付印了，“进来坐。”
她走进来，目光在书店里转了一圈，最后落在柜台后面正在算账的可心身上，顿了顿：“可心也在啊。”
可心抬起头，礼貌地点点头：“如萍小姐。”
气氛有些微妙。如萍是陆家的小姐，可心是李副官的女儿，两人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但身份天差地别。如今可心在这里帮我做事，如萍却……
“佩姨在楼上。”我打破沉默，“梦萍也在，刚放学。”
如萍的眼睫颤了颤：“梦萍……她还好吗？”
“很好。”我说，“功课进步很大，人也开朗了。你要上去看看她吗？”
“不了。”如萍摇摇头，在靠窗的椅子坐下，把藤篮放在桌上，“我……我是来送东西的。”
她掀开篮子上盖的布，里面是几个白瓷小罐，罐口用油纸封着。
“我自己做的桂花蜜。”她的声音很轻，“今年院子里的桂花开得晚，前天才采的。我记得……佩姨以前喜欢用这个冲茶喝。”
我看着那些瓷罐，罐身上还贴着红纸标签，上面是她娟秀的字迹：“己卯年秋 自制”。
“谢谢。”我说，“佩姨会喜欢的。”
如萍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藤篮的边缘，眼睛看着窗外，许久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催她。
楼下传来傅文佩和梦萍的说话声，还有轻轻的脚步声——她们上三楼去了，电台的录音设备今天调试，秦五爷派了个师傅过来。
“依萍姐，”如萍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你的周刊……下个月就要出了？”
“是。”我把小样推到她面前，“创刊号，样稿刚出来。”
她伸手接过，翻看得很仔细。从封面设计到栏目设置，从文章标题到插图排版，一页一页，看得很慢。
“内容……很大胆。”她翻到“安娜说法”专栏那一页，上面赫然写着:《妻子也有财产权——论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保障》。
“不写这些，办周刊的意义何在？”我反问。
如萍沉默了，继续往后翻。看到“职业女性访谈”栏目时，她的手指停住了。那一页采访的是永安公司百货部的第一位女主管，标题是:“谁说女子不如男？我在男人堆里闯出一片天”。
“真的可以吗？”她轻声问，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自己，“女人……真的可以不靠男人，自己闯出一片天？”
“为什么不可以？”我说，“永安公司那位女主管，二十九岁，未婚，靠自己的本事升到主管，月薪一百二十大洋。她有房，有存款，有事业，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去哪去哪。这样的生活，不好吗？”
如萍的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如萍，”我看着她的眼睛，“你来找我，不只是送桂花蜜，对吧？”
她像是被刺了一下，手指一颤，样刊“啪”地合上。
“我……”她的声音更低了，“我听说……你们要办广播电台？”
我的心微微一沉。
广播电台的事，目前只有我、顾慎之、秦五爷、傅文佩四个人知道。连可心和梦萍，我都只说佩姨在试录音设备，没提电台的事。
如萍从哪里听说的？
“你听谁说的？”我的语气很平静。
“我……”如萍避开我的目光，“昨天去教堂做义工，听见几个太太聊天，说秦五爷最近在租界跑广播电台的执照，说是要跟什么人合作，办女性节目……”
她说得含糊，但时间点对得上——秦五爷确实是昨天下午去租界工部局递的申请材料。
“所以呢？”我问。
如萍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依萍姐，你要小心。”
“小心什么？”
“小心……”她咬了咬嘴唇，“妈她……她最近和何伯伯走得很近。”
何伯伯，何书桓的父亲，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何兆丰。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外交部——这个身份比税务局副局长棘手得多。税务局只管租界内的商业税收，外交部的手却可以伸到租界之外，甚至能影响国际舆论。
“何伯伯上周末来家里吃饭，和爸在书房谈了很久。”如萍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我送茶进去的时候，听见他们在说……说租界最近在整顿文化娱乐行业，特别是电台、报刊这些‘舆论喉舌’，审查会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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