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慎之从苏州回来的那天，上海下了一场罕见的秋雨。
雨不大，但绵密，从清晨一直下到傍晚。书店门口的青石板路被洗得发亮，梧桐叶湿漉漉地贴在路面上，黄包车驶过时会带起细碎的水花。
下午四点，门被推开了。
顾慎之站在门口，一身深灰色西装湿了大半，头发也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他手里拎着一个皮质行李箱，风尘仆仆，但眼镜片后的眼睛依然明亮。
“顾教授！”可心第一个站起来，“您回来了！”
“回来了。”顾慎之把行李箱放在门口，摘下帽子抖了抖雨水，“路上遇到铁路塌方，耽误了一天。”
傅文佩赶紧递上干毛巾：“快擦擦，别着凉了。”
我接过他的行李箱：“苏州的事办得怎么样？”
“很顺利。”顾慎之边擦头发边说，“叔父答应捐三千大洋，还送了一整批棉布和绸缎，已经装车运来了，大概后天到。”
“三千？”我有些意外，“之前不是说两千吗？”
“加了一千。”顾慎之在窗边坐下，接过可心端来的热茶，“我跟叔父说，培训学校第一期计划招五十个学生，包食宿，三个月学期。他算了笔账，觉得划算——五十个经过培训的女工，只要有一半愿意去他厂里，就值这个价。”
果然还是商人思维。但无所谓，只要钱到位，各取所需。
“外交部的事，”我等他喝完茶，才开口，“你知道了吧？”
顾慎之放下茶杯，神色严肃起来：“路上收到你的电报了。具体情况说说。”
我把如萍来访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包括何兆丰可能索要股份、外交部新规的事，还有秦五爷提到的陈司长。
顾慎之听完，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衬得室内的寂静更加沉重。
“何兆丰这个人，”他终于开口，“我打过交道。”
我心头一动：“你认识他？”
“三年前，我还在圣约翰教书时，他儿子——也就是何书桓，是我的学生。”顾慎之说，“何兆丰来参加过家长会，我跟他聊过几句。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精明，也很危险。”
“怎么危险？”
“他看人的眼神，像是在估价。”顾慎之推了推眼镜，“打量你能给他带来多少利益，值不值得投资。而且，他在外交部这些年，确实没少捞好处。只是他做得隐蔽，抓不到把柄。”
“如萍说的那个《涉外传媒管理暂行办法》，你知道吗？”
“知道。”顾慎之点头，“文件草稿我见过。确实是外交部新闻司牵头起草的，陈司长是主要负责人。但这份文件的本意，是规范外国媒体在上海的活动，不是针对本土民营电台。”
“那何兆丰……”
“他是想借题发挥。”顾慎之冷笑，“文件里有一条模糊地带：‘涉及中外合资的文化传媒项目，须经外交部特别审批’。我们的电台有秦五爷的投资，秦五爷有法国背景——这就给了何兆丰操作空间。”
我明白了：“所以他说要‘提前沟通’，就是要我们给他好处，他就在审批上放水？”
“大概率是这样。”顾慎之说，“而且他胃口不小，开口就要三成股份。这不是临时起意，是早有预谋。”
傅文佩担忧地问：“那怎么办？外交部的人，我们惹不起啊。”
“惹不起也要惹。”顾慎之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份文件夹，“不过，我们不需要直接跟何兆丰硬碰硬。秦五爷说得对，借力打力才是上策。”
他翻开文件夹，里面是一份名单——外交部新闻司的人员构成，每个人后面都标注着职务、背景、关系网。
“陈司长，陈铭远，四十八岁，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北大教过书，后来进的外交部。”顾慎之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这个人很正派，但也很固执。他起草那份管理办法，是真的想规范行业，不是想捞钱。”
“所以秦五爷说他油盐不进？”
“对。”顾慎之点头，“他不收礼，不赴宴，只认理。但如果你能说服他，你的项目符合规范，对社会有益，他就会帮忙。”
我想了想：“那我们就去找陈司长，说明情况。”
“现在还不是时候。”顾慎之说，“我们要先拿到何兆丰索贿的证据，再去见陈司长。否则空口无凭，陈司长不会相信我们。”
“怎么拿证据？”
顾慎之笑了：“等。何兆丰既然开了口，就一定会派人来接触。我们只要等着，把每一次接触都记录下来——时间、地点、人物、谈话内容，越详细越好。”
他顿了顿：“而且，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万一何兆丰真的用外交部的权力卡我们，我们得有备选方案。”
“什么备选方案？”
“电台执照可以暂时搁置，先把周刊做起来。”顾慎之说，“周刊不需要外交部审批，只要在租界备案就行。等周刊有了影响力，我们再回头办电台，阻力会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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