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过后的第七天，可云回来了。
李副官接到苏州那边电报时，手抖得差点拿不住那张薄薄的纸。电报上只有简单一行字：“十一月初五抵沪站，午时三刻。”
那天上午，书店里安静得不同寻常。可心每隔几分钟就要跑到门口张望，傅文佩在厨房里反复擦拭已经光洁如新的碗筷，连平日里沉稳的顾慎之，翻书的速度都比平时快了些。
我坐在窗前校对着下一期杂志的稿子，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飘向墙上的挂钟。指针走得格外慢，每一声“滴答”都敲在人心上。
十一点半，李副官终于坐不住了：“大小姐，我去车站接吧。”
“我跟你一起去。”我放下稿子。
“我也去！”可心立刻说。
顾慎之合上书：“车已经等在门口了。”
去火车站的路上，谁都没有说话。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后退，梧桐树叶已经黄了大半，在秋风里打着旋落下。李副官坐在副驾驶座上，背挺得笔直，可我能看见他紧握的拳头和微微颤抖的手指。
四个月零十天。从七月初可云去苏州，到现在十一月归来，整整一百三十个日夜。
火车站人声鼎沸。蒸汽机车的轰鸣声、小贩的叫卖声、旅客的喧哗声混在一起，空气里飘着煤烟和食物的气味。我们挤过人群，来到月台。
列车缓缓进站，喷着白色蒸汽。车门打开，旅客如潮水般涌出。
我看见了阿兰。她提着两个藤箱，正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个人下车。那人穿着浅蓝色的夹袄，深灰色长裤，头发剪短到耳下，整齐地别在耳后。她低着头，脚步有些迟疑，像是在适应这嘈杂的环境。
“云儿！”李副官喊了一声，声音哽咽。
可云抬起头。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
四个月前离开时，她的眼神还是涣散的，看人时总带着惊恐和茫然。但现在——阳光从月台的棚顶缝隙洒下来，照亮了她的脸。她的脸色红润了些，虽然还是有些苍白，但不再是那种病态的灰败。最重要的是她的眼睛，清亮、平静，虽然还带着大病初愈的脆弱，却不再是混沌一片。
她看见了李副官，怔了怔，然后嘴唇动了动。
没有声音，但口型清清楚楚：“爹。”
李副官一个箭步冲上去，却在离女儿三步远的地方硬生生停住了。他的手抬起来，又放下，像是怕眼前的一切只是个梦，一碰就碎。
可云却主动往前走了两步，走到父亲面前。她抬起头，仔细地看着父亲的脸，看了很久，然后轻声说：“爹，您瘦了。”
这句话说得清晰、完整，带着苏州口音特有的软糯。
李副官的眼泪“唰”地流下来。这个在战场上挨过子弹、在陆家忍了半辈子气的汉子，此刻哭得像个孩子。他想抱女儿，又不敢，手在空中僵着，最后还是可云伸出手，轻轻握住了父亲的手。
“爹，我回来了。”她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大了一些。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李副官反握住女儿的手，反复说着这句话，仿佛只会说这四个字。
阿兰站在一旁抹眼泪，可心已经扑上去抱住了姐姐：“姐！你可回来了！”
可云被妹妹抱得晃了晃，却没有像从前那样尖叫或躲闪。她抬手，轻轻拍了拍妹妹的背：“可心，你长高了。”
我站在几步外，看着这一幕，眼眶发热。顾慎之递过来一块手帕，我摇摇头，硬是把眼泪憋了回去。
“先回家吧。”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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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李家小院时，正是午后阳光最好的时候。
院里的老槐树叶落了大半，阳光毫无遮挡地洒满整个院子。玉真婶早就烧好了热水，备好了干净的衣裳，又把可云从前住的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
可云站在院门口，看着这个离开了四个多月的地方，眼神有些恍惚。
“云儿，进来啊。”阿兰轻声唤她。
可云迈过门槛，脚步很慢。她环顾着院子——墙角那丛菊花开了，金黄的一片；晾衣绳上挂着洗干净的床单，在风里轻轻摆动；石桌上还放着没绣完的绣绷，上面那朵睡莲已经绣完了，正在绣第二朵。
她走到石桌前，拿起绣绷，手指轻轻抚过上面的丝线。
“你走后，我每天都拿出来晒晒太阳。”玉真婶小声说，“怕潮了，线就不鲜亮了。”
可云抬起头，看向母亲：“娘，谢谢您。”
玉真婶的眼泪又下来了，这次是笑着哭的：“谢什么，傻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安顿下来后，沈清源医生来了。
他还是提着那个棕色的药箱，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温和而专业。可云看见他，主动站起身：“沈医生。”
“坐。”沈清源在她对面坐下，“路上累吗？”
“不累。”可云说，“周师傅开得稳，我睡了一路。”
“在苏州那边，睡得如何？”
“开始几天睡不着，”可云说得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总听见……听见孩子哭。后来陈院长让我搬到靠湖的那间屋子，夜里听着水声，就慢慢能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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