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八的午后，阳光斜斜地切进病房，在白色床单上划出一道明晃晃的光带。顾慎之靠在床头，手里拿着本德文期刊，金丝眼镜滑到鼻梁中间。他没在看，目光落在窗外某处，很空。
我坐在窗边削苹果。水果刀很薄，刀刃划过果皮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皮削得很小心，一圈一圈，连成长长的一条。
“削得挺完整。”他的声音从床边传来。
“傅文佩女士教的。”我说，“她说苹果皮不断，愿望就能成真。”
“那你现在许了什么愿？”
刀子突然一滑，皮断了。我看着那截掉进垃圾桶的果皮，没说话。
削好的苹果递过去。他接过，咬了一小口，咀嚼得很慢。喉结上下滑动时，脖颈侧面那道淡白的疤痕就跟着起伏——那是上次没注意到的，藏在衣领下面，平时看不见。
病房里很静。窗外的市声远远传来，像隔着一层棉布。
我把水果刀折好放回口袋。金属碰到布料里的东西——是前天那根棍子上的木屑，当时下意识抓了一把，忘记扔了。
“顾慎之。”我叫他。
他抬眼。
“你肩上那道疤，”我指着自己的左肩胛位置，“是民国二十一年在北平留下的？”
他咀嚼的动作停了。病房里的空气好像突然变稠了。
过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又挪了一寸，他才咽下苹果：“为什么问这个？”
“猜的。”我说，“那道疤边缘太整齐，是利器划的。但又不是刀——刀口会更干净。是刺刀吧？磨得不太好的刺刀，刃口有毛刺，所以伤口愈合后边缘不光滑。”
他放下苹果，拿起水杯。喝水的动作很慢，喉结再次滚动，那道疤痕像活物一样蠕动。
“你观察得很细。”水杯放回床头柜时，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因为你身上这样的伤太多了。”我看着他的眼睛，“右腰那个圆疤是烟头烫的。但烟头烫伤通常是慌乱中按上去，边缘不规则。你这个太圆了，像是……被人故意按着，转了一圈。”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摸向腰间，隔着病号服，在那个位置轻轻按了按。
“还有左肋下那道。”我继续说，“斜着上去，从后腰到肋骨。要是再偏两寸，就扎进肺里了。那是去年的事？在南京？”
水杯里的水晃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是南京？”他的声音很平，但太平了，像绷紧的弦。
“猜的。”我说，“去年三月你去南京开学术会议，回来时衬衫袖口有血渍。你说是不小心划伤的，但伤口在左手腕，你惯用右手，怎么会划到那里？除非是别人伤的。而且……”
我顿了顿：“而且那次你回来后，有一个多月没写专栏。林编辑问起，你说在整理资料。但你的书房里，那段时间多了很多南京的报纸，上面有些新闻被红笔圈出来了——都是跟贪污案有关的。”
病房里的光线暗了些。一片云遮住了太阳。
顾慎之摘下了眼镜，用病号服的衣角慢慢擦拭镜片。这个动作他做了很久，久到那片云飘走了，阳光重新涌进来，在他脸上跳动。
“陆依萍，”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很清晰，“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敏锐。”
“不是我敏锐。”我说，“是你藏得不够好。或者说……你根本没想藏。”
他笑了，那笑容很淡，淡得像水面的波纹，一晃就散了。
“民国二十一年，北平。”他开口，声音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冬天，零下十五度。我们在印传单，油墨冻住了，要用手焐热。军警来的时候，我正在窗边晾刚印好的那一批。看见他们从街口冲过来，刺刀在雪地里反光。”
他的手指在床单上无意识地划着，划出一道道看不见的线。
“我跳了窗。二楼，下面是堆煤的棚子。刺刀划过来时，我正往下跳，没完全躲开。”他指了指左肩，“就是那道。”
“为什么跳窗？”我问。
“因为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传单，井里还有拆散的油印机。我不能被抓，抓了，那些人就都完了。”
他说“那些人”时，语气很平常，像在说“那些书”“那些纸”。
“后来呢？”
“后来在雪地里跑了三条街，血滴在雪上，红得刺眼。躲进一个废弃的院子，用雪捂着伤口，等天黑。”他顿了顿，“那天真冷啊，冷到觉得血都要冻住了。”
病房里又安静下来。远处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车轮碾过地板，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那烫伤呢？”我问。
“在监狱里。”他说得很简单，“关了三个月。审问的时候，有人不耐烦。”
“为什么进去？”
“抗日救亡运动。”他抬起右手，手腕内侧也有一道淡白的疤，“这是手铐磨的。那时候用的铐子粗糙，动一下就磨破皮。久了，就留下印子。”
我看着他手腕上那道疤。很细，但很深，像刻进去的。
“南京那次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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