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肃顺来说，兵权非同小可，必须找个心腹掌握新军兵权。杜瀚虽然也算肃党，让他辅助景寿编练新军，未免有些大材小用。
高心夔是江西人，决定举荐自己的江西老乡陈孚恩，说道：“陈孚恩在江西办团练颇为得力，又与亭公相善。他做官巴结得很，不如就让他主持新军。”
陈孚恩资历很老，历任礼、兵、刑、户、吏五部尚书，道光年间就做了军机大臣。但他实际上只是拔贡出身，在官场上擅长投机钻营。
咸丰帝即位后，不喜欢陈孚恩的为人，逼他致仕。陈孚恩很快又傍上了肃顺这棵大树，又是办团练，又是捐饷，表现颇为卖力。
肃顺也向咸丰举荐陈孚恩，把他重新召回了京城。肃顺相信，以陈孚恩的才干，必能练成一支新军，必能抓住兵权，欣然同意了高心夔的建议。
中国传统政治，是人治而非法治。同样的，要办一件大事，往往先选人，由这个人自己确定章程，创立制度，招募下属。
这样可以提高效率，但缺点也很明显。人走茶凉，人走政息，辛苦创建的事业，很容易受到人事变动的影响。
肃顺虽然精明强干，却仍未脱出传统政治的窠臼。他打算重用陈孚恩编练新军，对如何练新军，反而不大关心。
郭嵩焘提醒他，说道：“亭公，朝臣都主张编练新军，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仿效西方军队，聘请西方教官，使用洋枪洋炮，按照西式操法。另一种是仍按旧法练兵，配给洋枪洋炮。
“兵权关系重大，耗资巨大。亭公委托陈孚恩编练新军，也应该给他定个章程，确定一个宗旨出来。只有这样，练新军才能练出实效，才能重振八旗的雄风。”
肃顺沉思片刻，坦率地说道：“练新军这件事，我之前很热心，也跟皇上提了许多建议。可这事儿太敏感，亲贵们盯得很紧。
“这几年皇上对我很信任，我实心办事，却也得罪了不少亲贵。因此，练新军这事儿，我打算有所避讳，有所收手。皇上对洋人成见很深，若像粤匪那样重用洋人教官，甚至让洋人掌握兵权，皇上一定不乐意。
“徐继畲倡办新政，简而言之，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编练新军，也要中体西用，用中国传统的练兵模式，配给洋枪洋炮，一定能够练出一支劲旅。”
听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个字，郭嵩焘和高心夔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冯桂芬，不免有些失落。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是中体西用思想最早的渊源。
冯桂芬和徐继畲一样，见识高远，思想深邃，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时，具有开拓意义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他们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源，以开放、健康、自信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力主在多个方面向西方学习，不论东西、唯善是从，努力消解变革中的古今中西柔盾。
在满清官僚看来，冯桂芬思想激进，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冯桂芬才高八斗，又是科甲正途，得到过林则徐的提携。他如今年近五十，在满清官场并不得意，呕心沥血写成的政论集《校邠庐抗议》，根本就不敢发表。
革命军攻克苏州时，优待降官，冯桂芬归顺革命军，如今已是江苏省谘议局的议长。担任议长期间，冯桂芬很快发表了《校邠庐抗议》。
这本书受到杨烜的重视，再版时，杨烜特地为之作序。因为这个缘故，清廷将之作为逆书，诏令禁毁。但实际上，很多清廷内部的有志之士，多偷偷阅读此书。
满清改革派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所总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路，实际上就出自此书。
中华帝国境内，像冯桂芬这样的思想家层出不穷。杨烜本人就是一个思想家、政论家，写出了《论实事求是》、《中国社会阶层分析》、《论军政训政宪政》、《论东亚共荣》、《均田免赋的深层次意义》、《中国民族工商业培育的动力问题》等一系列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问题。
满清境内，能与冯桂芬匹敌的思想家，也仅有徐继畲一人，咸丰的见识更不能与杨烜相比。但徐继畲仍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咸丰也对他颇有不满，把他从从一品的总督，降为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
人才之兴衰，足见国运之消长。郭嵩焘叹道：“南方正在大兴改革，官吏商民无不以改革为荣。反观我朝，百官仍然昏聩不知觉醒。
“徐继畲奋不顾身，上了一个倡办新政的奏折。皇上瞻前顾后，不敢做主，诏令群臣廷议。不用多想，廷议一定是争吵不休，议而不决。
“亭公是实心办事的人，却犹如被人捆住手脚，无法随心所意的遂行新政。又要改革，又要牵就那些冥顽不灵的守旧官员。哎，真难！”
肃顺苦笑一下，说道：“筠仙，牢骚无用。现在那些不明事理的人，老骂我揽权、破坏家法。我都不理他们，有你和伯足做知音，我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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