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进士出身，从小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但这几年，他开始发奋西学，致力于研究洋务，对此颇有见解。
看到徐继作畲在奏折上提倡自由经济，郭嵩焘大为赞赏，说道：
“查英吉利、法兰西两国，皆采取重商主义，鼓励发展工商业。两国的商人地位甚高，以至于有因经商成功，而封爵、而授官者。
“英吉利国之殖民印度，政府不出一兵一卒，亦不花一分一毫，而是对商人授予特许经营权，允许商人集资冒险。今之印度，实非英国女王所有，亦非英国政府所有，而为东印度公司所有。
“查究东印度公司，则为英国商人所有。是故，今之印度，即古之天竺，实由英国商人所有。当年殖民印度的英国商人，无不发财、升官、封爵。
“而俄罗斯国，本与我国相似，仍以农业为根本。农村为地主所有，地主领有农奴，驱使农奴耕种土地，农业所获皆归地主，地主再向政府缴税。
“俄罗斯国之彼得大帝，积极学习欧洲列强，始在俄罗斯开创工商业，奠定俄国强大之基础。俄罗斯国相比于我国，显然强于我国。因为俄罗斯国有工商业，而我国无工商业。
“然而，俄罗斯国之相比于英吉利国、法兰西国，工业不如，商业又不如。因此，俄国军队亦不如于英国军队、法国军队。
“前两年，三国在克里米亚战场大打出手。俄军节节败退，直至一败涂地。愚以为，俄国之败，实败于工商业。英法之胜，实胜于工商业。
“大清要自强，固然要从各方面发力。但根本之策，仍在于鼓励发展工商业，在于提高商人地位。”
高心夔在洋务上的见识不如郭嵩焘。肃顺忙于政务，心思都围着咸丰转，更不可能闲下来留心洋务。两人都表现出很强的兴趣，示意郭嵩焘讲下去。
郭嵩焘定一定神，说道：“要鼓励工商业，要提高商人地位，就要从根本处入手，首先修改法律。英吉利国、法兰西国鼓励工商，为此修订了完善的法律，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
“修改法律，首先要明确财产权，尊重财产私有。我国之《大清律》，前后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订。高宗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
“法律之外，又有判例，合称为《大清律例》。《大清律例》每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至今已经相当完备。其精妙繁复，包罗万象，实乃历代律例之集大成者。
“然则，律例虽好，却承袭传统，致力于维护小农社会，对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譬如，《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
“这种规定，理由冠冕堂皇。《大清律例》上专门有解释，说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
“有此规定在，民间的财产都聚合在家庭，乃至家族手中。有志之士若想兴办工商业，必须得是一家之主。若非一家之主，谁敢背上不孝的骂名，谁敢承担‘违逆父命、分异财产’的罪名？
“由是观之，不废《大清律例》，何以发展工商？”
废除《大清律例》？这个问题，肃顺连想都不敢想。他一向独断专行，对郭嵩焘却相当尊重，委婉地说道：
“筠仙，《大清律例》乃治国之本。高宗当年对律例非常重视，召集大量臣工，对前朝律文及成例重新编定，形成《钦定大清律例》，并诏令‘刊布中外，永远遵行’。
“既有高宗的训令，皇上哪敢轻言废除《大清律例》？只有想办法修修补补罢了！”
郭嵩焘听罢，不由得暗自神伤。
肃顺倒不由得想起曾国藩写给他的信，说郭嵩焘“芬芳悱恻，然着述之才，非繁钜之才也”。
曾国藩的意思是，郭嵩焘为人有大才，适合着书立说，做个闲云野鹤，不是能够胜任具体政务的人。因为满清官场昏暗，郭嵩焘急于求成，必与官场同僚不和，办不成大事。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的话更加直白，议论郭嵩焘“筠仙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而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宜令其专任苏松粮储道，不署他缺，并不管军务饷务。使其权轻而不遭疑忌，事简而可精谋虑，至要至要。”
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挚友，一个是刘蓉，另一个就是郭嵩焘。他对郭嵩焘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历史上，郭嵩焘就像一个孤独的先驱者，思想不被理解，行为不被接受。洋务未成风气时，他就大谈洋务，受到顽固派的攻击。洋务风气渐开时，他开始批判“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同样不容于洋务派。
（倒是他在欧洲担任外交使节时，风度翩翩，不卑不亢，按照国际惯例办理外交事务，受到欧洲各国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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